存在主义的冲击.docVIP

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欧文·亚隆团体治疗冲击冲击之一：没有规则带来的困扰 　　欧文·亚隆团体治疗师非结构性的，即使在进入团体之前，组员已经被告知在团体里需要做的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感受和体验上，但是在进入团体以后，组员首先面对的境况是：茫然。 　　这不是以往进入任何一个团体的经验，组员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知道在团体里要遵循怎样的法则。而这种“不知”带来的是相当大的焦虑。　　试想一下，在中国的教育背景下，人们非常习惯的是，先要知道自己应当怎么做，只有按照合宜的言行举止，才能避免自己不犯错误，不遭遇意外的窘迫。中国的教育不光要人知道“应该怎么做”，而且还要镇定自若地去做。所谓的“临危不乱”，即使遇到突发问题，也要显得肃穆庄严，不能失去自己的笃定。因此，在华人文化的团体中，高度的焦虑，往往被掩饰，尤其是在陌生人面前。　　如果是聚焦当下的感受，组员会体验到不确定、不安全、慌乱、茫然、紧张、焦虑、不舒服、烦躁等感受。而在华人文化的团体里，这些在团体早期是难以被表达的，焦虑是难以在当下被识别的，而表达出来就更为困难。　　有时，组员为了团体的益处，甚至可能是想替治疗师“解围”，一下子就“跳水”。往往在一段时间的沉默和尴尬之后，为了回避当下的窘迫，马上就开始讲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但是由于这只是一种“规避”的模式，团体其实还没有做好准备进入真正的工作，只有当有人跳出来，缓解了当下的张力，所以团体暗地里可能松了一口气。但团体是否准备好工作从组员相当僵化的反应里看得出来，通常大多数组员并不回应开放自己的那个组员。　　一个重要的暴露，可能因此受挫。因为团体不安全，团体内部的“张力”没有得到真实的表达。所以，表达上缓解的尴尬，会更深的形式推进，遮盖困窘，会让团体的动力陷入更深的困境。除非组员能在这里进行突破，真实地表达此刻的体验，当下团体的许多困惑：想从治疗师那里得知具体的运用法则，困惑不解治疗师为什么不给予清楚的指令，对治疗师有不满，对团体即没有安全感又没有舒适感，茫然又想尽可能不让自己显得那么糟……　　治疗师在内心里非常希望组员在当下表达出那种焦虑，如果组员不从这种尴尬的境地里逃开，能坐在负面的感受里面，表达这种在一群陌生人里头的紧张、压力、扰乱、不安，团体聚焦在当下的工作就真正地开始了。但是可以想象，治疗师在这时遇到的困难往往在于，在中国教育背景下，去直接承认与感知自己当下的困窘焦虑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这就使得团体的工作面临着挑战：要敞开这种当下的“不舒服”，把自己的“不堪”亮出来，这是团体的难点，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尤其困难的一个地方。但只有当下真实的感受被表达，团体才在第一轮的工作重点里体会到“相遇”，并且是在脆弱里的相遇，才是真正团体的开始。　　敞开脆弱是困难的，但若没有这个敞开，团体就会继续纠结与挣扎，继续掩饰与逃遁。当然，遮羞纠结，挣扎，掩饰，逃遁也正是人团体里的真实，团体可能会花大量的时间再这里面，艰难地进行，我们不能不说这也是另外一种真实。冲击之二：没有感觉，尤其没有负面感觉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团体里，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表达感受，尤其是表达负面的感受。　　在儒家教育中，人朝向理想的自己，理想的境况，为之而努力。因此当下的感受不被鼓励表达，尤其是负向的感受，因为表达负向感受容易被听起来像是抱怨或者是批评。　　如果我告诉你我负向的感受，好像在指责你，是你的缘故，让我有这种不好的感觉；所以如果两个人关系不错的话，要是你做了一些事，让我感觉不好，我往往会为了不让你感觉不舒服，而不让你知道我的负面感受。因为如果我告诉你我真实感受的话，很可能我们的关系就被破坏了。比如在团体里，有组员有大段的叙述，占据了过长的时间，如果一个听者对他/她真实反馈的话可能会告诉他/她自己的厌烦；这样的表达有可能是当事者第一次听到，引起很大触动，因为在外面的世界基于各种面子和利益的考量，缺少这种“照镜子”般的回馈；而一个当下真实感受的回馈，往往会打开工作的机会，比如往内看一下这个“烦”，有可能是给予回馈者自身被勾起了家庭中孩子竞争父母关注，自身常被父母忽略的失落感的记忆；有可能是占据团体时间、空间太多的组员自身的极度需要，以及这种需要背后的童年创伤。　　在团体里表达负面感受的目的其实并不是去指责他人，而是能够敞开自己和他人的空间，从而去进行探索。　　“感受没有对错”，这个理念对许多中国的团体成员来说是新的理念；这会带来内心里的自由，使得成员能够心平气和地聆听与探索负面感受，从而增进了对他人和对自我的了解。把讲出自己当下的负面感受，看成一件不带价值评断的中立之事。甚至不评断自己是否“软弱”，能允许自己敞开真实的感受，不责备自己不够“大度”，不让自己过滤掉负面感受，不让自己认为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上花时间，不让自己觉得说出来会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