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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强度与总量约束的绩效比较：基于CGE模型的分析（四）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 张友国 假定在协议期内，有明显迹象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将高于预期水平，例如该国预期经济增长水平在协议有效期提前实现。此时，可适度强化该国的强度减排目标，或更严格一点，要求该国最终碳排放水平不应超过预期水平。反过来，如果有明显迹象表明该国的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将低于预期的水平，则应当适度放松该国的强度减排目标。而且，在后一种情形中，考虑到发展中国家要优先发展经济，如果该国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经济而降低环保投入，并由此而导致最终的碳排放水平超过预期的水平，这也应当被视为是合理的。当然，最好不超过预期的碳排放水平。 上述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政策含义就是发达国家应当尽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些援助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提高发展中国家实际经济增长水平高于预期水平的几率，以确保预期碳减排目标能够实现。当然，这些援助的作用很可能没那么大，但它们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实际增长水平低于预期水平的幅度，从而能减少发展中国家为达到预期经济增长水平而过度排放的二氧化碳。 (三)进一步研究展望 要指出的是，本文虽然从理论和数值模拟两方面对碳排放强度约束和总量限制进行了分析，但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值得在进一步研究中加以克服。其一，本文所做的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是在比较静态分析框架下展开的，如何在动态分析框架下更为精确地比较这两种约束，这是本文一个重要拓展方向。其二，CGE模型输出结果的精度取决于输入参数的精度，一些重要参数的精确估计仍是此类研究需要突破的薄弱环节，本文也具有这样的局限性。同时，为了简化分析，本文仅考虑了要素和能源之间替代弹性的不确定性，虽然这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本文的研究目的，但如果能将其他诸多重要参数及变量(如技术进步、国际资源价格)的不确定性纳入数值模拟，这会有利于对强度约束和总量限制的差异做出更为精确的评价。⒅其三，本文只简单讨论了在国际气候变化协议中引入强度约束的一些制度设计问题，而这也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 ①这次会议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2013～2020年)做出决定，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大幅减排温室气体。 ②所谓安全阀是指一种可交易排污权与价格管制相结合的政策工具。当市场上的可交易排污权价格因为排污权需求的激增而超过政府设定的价格限制即触发价格(trigger price)时，相关市场主体可按上述触发价格向政府购买额外的排污权，从而保证市场上的排污权价格不超过触发价格。 ③主要涉及除电力和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之外的能源转换部门，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以及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④第i类国产品的销售总量Xi可表示为国内销售量Di与出口量Ei的CET函数：Xi=[αDiDt(η+1)/η+αEiEi(η+1/η)]η/(η+1)，其中α是相应的份额系数，η为转换弹性系数。在上述产出约束下，由收入PXiXi=PDiDi+PEiEi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得，Di=αDi-η(PDi/PXi)-ηXi及Ei=αEi-η(PEi/PXi)-ηXi，其中PXi、PDi和PEi分别是与Xi、Di和Ei相对应的价格。同理可得各部门的资本供给函数。 ⑤由于本文拟采取比较静态长期模拟，故假定资本总供给是各部门资本存量的CET函数。可以剔除资本供给方程及总资本供给量，并假定各部门资本存量外生不变以进行比较静态短期模拟；或假定当期的资本总供给等于前期的资本总供给减去资本折旧加上当期的资本形成总量，从而进行逐年递归动态(recursive dynamic)模拟。 ⑥受数据限制，本文采用克莱因-鲁宾函数作为消费者效用函数，未充分考虑收入对消费者偏好的影响，这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克服。 ⑦这里的“碳排放系数”和“从量碳税税率”仅对化石能源产品有意义，其他产品的碳排放系数假定为0。 ⑧其中提供化石能源产品的部门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以及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等4个部门。 ⑨本文采用CGE模型来计算报告期的SAM表，这一方法通常采用固定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或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即假定SAM表中所刻画的各经济主体都会根据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动作出反应。当外在的政策冲击(如本文中的碳排放强度约束)导致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时，各经济主体会相应调整其需求结构或产出结构，整个经济系统原有的均衡状态和投入产出结构将会因此发生变化。当经济系统达到新的均衡状态时，就由基期SAM表生成了报告期SAM表，但报告期SAM表中新的投入产出结构很可能已不同于基期SAM表原有的投入产出结构。基于投入产出模型进行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