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谈基础科学研究在新世纪的意义.docVIP

李政道谈基础科学研究在新世纪的意义 发表于 2006-12-3 12:37 《科学时报》：您曾多次发表观点谈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请问为何说带有源头创新特点的基础科学研究，在21世纪的今天是极为重要的？ 李政道：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从历史上来看是非常清楚的。仅就20世纪而言，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给整个世纪人类科技文明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使人类从蒸汽机时代走向了电气化时代，从依靠太阳能时代走向了近代原子能时代，从工业化时代走向了信息化时代。人类文明这样巨大的进步，从源头上讲，应归功于基础科学的发展。稍远一点讲，在伽利略和牛顿以后，科学进步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以前的2000年。也可以说，在他们之后的近几百年，科学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起来。这是一个分界线，说明基础科学研究促进了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新的21世纪，情形也会一样。带有源头创新特点的基础科学研究，肯定也会给人类文明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 我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有同学也问过同样的问题，他们想知道造成近代东西方科学发展不同状况的原因。因为这个问题恰恰能说明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我愿意谈一下我的看法。 我认为，就中国古代的科学而言，它的成就绝对可以和西方的古代科学成就相提并论。英国李约瑟有七本大书讲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讲得很清楚，我这里不用重复。大家要问的是：十五、十六世纪以后，为什么在西方产生了近代科学，而在中国却没能产生？其实这个问题和基础科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16世纪，也就是在中国明代的时候，西方出了位大思想家、实验科学家培根(1561～1626)，他开创了实验科学，是近代实验科学的鼻祖。而在中国则出了位大思想家王阳明(1472～1529)。王阳明尊重中国古老传统的“格物致知”原则，这与当时培根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即认为只要对事物加以仔细观察剖析，就能得到真正的知识。问题是“格”什么“物”，怎么“格”法，这两位东西方思想家找到的对象全然不一样。王阳明“格”的物是他窗前的竹子。细想王阳明“格”竹子也有道理，因为竹子可以吃、可以用，而且生长得快，可以看到它怎么生长。不过，仅此而已。竹子不具有基础科学的普遍性，王阳明个人可能不熟悉中国古代以及汉代以来的科学实验手段，也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自然也不会得出新的、在竹子以外的科学研究结果。他冥思苦想多日，最后以失败告终。 但西方科学家则不是那样。他们“格”的“物”是太阳和地球，他们考虑的问题要宏观得多。一方面由于望远镜的发明，他们已做了大量的、新的天文观察；一方面他们又做了大胆的理论假设，把太阳变成了一个点，把地球也变成一个点，做了科学的简化，并通过很精密的计算和观测，提出了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运动关系，得出了新的科学结论。培根的实践证实了实验科学的重要性，而王阳明对于近代科学却没有任何贡献。现在看来，培根不仅找的研究对象好，也有好的继承者，走的是实验科学研究和基础理论分析结合的路径。培根的科学方向被证明是成功的、正确的、科学的“格”物的方法。 王阳明“格”了竹子以后，发现他的研究没用，得出的是“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的错误结论，走向了实验科学的对立面。当时中国还在明朝，由于明朝高度封建制度的背景，王阳明这么一位大学问家变成唯心论者，大家也就跟着变成了唯心论。 我们再来看那时候的西方。伽利略将太阳和地球的运动准确地用精密观察和理论分析表述出来。那时在欧洲大陆的学术是受梵蒂冈教皇的极权控制的，伽利略的学说在他的本土(即欧洲大陆)被迫被认为是完全错误的，也是不准讨论、不容许存在的。假如那时欧洲的文化全部都要经过梵蒂冈教皇认可才是正确的、才允许流传的话，那么西方也就没有了近代科学的产生。可是欧洲有些地方，如北欧丹麦半岛和英国岛国，梵蒂冈的势力并不是十分强大，所以，类似伽利略和伽利略的伟大发现，才得以“死里逃生”，流传下来，后来就出现了牛顿这样的科学巨人。 我们搞科学，讲因果关系，这种种“果”是由不同的“因”所致。西方走的研究道路就是从基础科学入手，抓住重要的切入点，促使它的发展。自然界里的所有现象，虽然表面上都很复杂，可是它都有一些基本的原理，我们把最基本的原理抓住了，就找到了一个总的机关。抓住了总机关，其他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所以我们要抓基础科学研究，因为基础科学是个总机关。 牛顿、伽利略等的贡献是让全人类受益的，通过他们和他们以后几代科学家的努力，我们弄明白了自然界所有现象都遵循一定的、基本的、基础的规律、运动或变化。找到这些基本的、基础的规律，对在生产实践中应用这些科学知识，有极大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我们现在仍然要继续寻找这些基础规律。 新世纪面临许多带有源头创新特点的基础科学研究课题，我们一定要重视它们、抓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