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浙江潮对新文学的催生意义.docVIP

留日浙江潮对新文学的催生意义 中国新文学的生成、发展，同借鉴日本文学有着至深关系。中国新文学史上有三个大型留学生群体(苏俄、欧美、日本)，其中以日本留学生群体规模最大，人数最众，以至于郭沫若曾做过这样的表述:“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 此说虽不免过誉，但也大体上反映了中国新文学初期对外来文学的接受状况。从19世纪末，中国便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就在交通便捷、文化同源、国情相近的日本。这批留日学生后来有相当部分从事文学，有的还成为中国现代文坛巨子，这就使得中国新文学与日本文学有着天然的渊源关系。日本近现代文学产生许多新质，主要得益于西方文学新潮的吸收，因此中国作家接受日本文学思潮，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成是通过日本这个“中介”接受了世界文学新潮。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西文化交融中产生的中国新文学深受过“日本的洗礼”，应是有充分依据的。在声势壮阔的日本留学潮中，最引人注目的应是浙江留日作家群体。无论是留日学生人数之多，还是从日本走出的作家日后对中国新文学贡献之大，浙江都是首屈一指的。在19－20世纪之交的文化转型中，浙江学人跨出国门人数之众居于全国上乘，且率先抵达、最为集结的留学地就是日本。在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浙江求是书院等学堂就已开始派遣留学生去日本。20世纪初，浙江官府派遣留学生数量大增。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三次报告》，自癸卯(1903年)三月起至九月止，全国赴日留学生总数1058人，浙江达142人，仅次于面积、人口比浙江大一倍的江苏省(175人)占第二位。〔2〕此后几年，浙江自费留日学生激增，留学生数量更呈持续上涨趋势。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1898－1908)，也是浙江留日潮形成时期。这样，就从浙江走出了一茬又一茬留日学生队伍，同时也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与声势的日本留学生作家群体，其中特别知名的作家就有王国维、钱玄同、周氏(树人、作人)兄弟、许寿裳、蒋百里、沈氏(尹默、兼士、士远)兄弟、郁氏(曼陀、达夫)兄弟、丰子恺、夏丏尊、刘大白等。这个留学生群体日后便成为浙江新文学作家群的重要构成，也成为建构“五四”新文学的中坚力量。审视浙江留日作家群在一个特定时期的生成，主要取决于三层因素。一是缘于“小传统”地域固有的文化精神。浙江作为“面海的中国”的一部分，赋予人们一种乐于外向拓展、积极进取的文化性格。此地文人学士大抵不失“好动”的习性:所谓“子弟胜衣能文词，父兄相与言，命束装负书，以行四方”，〔3〕是对此的生动注脚。因此在一个时期内留学生队伍集结，实由这个区域文化场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所致。特别是在19、20世纪之交文化思潮大裂变、中西文化激烈冲撞之际，这里尤会得风气之先，使外向拓展意识获得加倍张扬的机遇和可能。二是地理区位优势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与日本有地缘和文化上的接近优势，空间距离近，文化也有相似性。维新变法期间张之洞就主张派遣留学生赴日，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而“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其中的理由就是“路近省费”，语言又相近，能够获得“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的效果。 浙江与日本仅一海之隔，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当年赴邻邦日本是来去自由、无需签证，这无疑成为浙江学人留学的首选之地。三是作为东方文化圈中率先接受世界文化新潮的日本，对中国学生特别具有吸引力。近邻的异域新风吹拂，使他们强烈感受到勇迎世界潮流实为当务之急，出洋留学遂成不二选择;而留学日本，同样可以感知世界新潮，日本的可见可及的榜样，使他们受惠甚多，更强固了他们从异域新风中汲取教益的意愿。当年赴日留学生创办的《浙江潮》曾刊登文章急召浙江子弟出国留洋获取“新学”，并开出了“兴国”、“救浙”的方略:“救之之策，则造就人材是也。造之之策，则出洋留学是也。”〔5〕这显然是亲历了近邻“新风”以后获得的感受。浙江留日作家群便是在上述历史文化背景中凸现的。一种自觉的外向拓展意识，和尽力追赶世界文化新潮的强烈意愿，是催动浙江学人历尽艰辛走出国门的最主要驱动力。浙江“留日潮”的形成，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留日学生“寒门”子弟居多，他们大都无显赫家世，也非出身富豪，经济负担相对较轻的日本倒成为他们理想的栖息地，因而也就有了奋发攻读的动力。王国维曾渴慕新学，但“所谓新学者，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泱泱”，他终得朋友资助赴日了却其“游学”心愿;周氏兄弟家道中落，“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其“走异路，逃异地”也只能通过官费或自费形式走到日本。这倒是说明了一种精神的力量:浙江留日作家外出求学，并非只是追慕时尚，他们历尽艰辛，远涉重洋，向“洋鬼子”学习，完全是出诸外向拓展意识的自觉，为的满足其吸纳新知之所需。准此，才有他们在留学期间广纳博取世界文化新潮，对学问作穷本溯源的探察与思考，也才有他们以充足的学识储备，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