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中的目的智慧——追求法律的实用性_刑法论文.docVIP

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中的目的智慧——追求法律的实用性_刑法论文 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中的目的智慧——追求法律的实用性_刑法论文 关键词: 法律解释/情理交融/实用理性/妥协意向/视域交融 内容提要: 尽管在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中存在着多样的解释目的追求，但其中最重要者为寻求法律解释的实用性。这种实用性的实现具体地体现为：以“情理交融”来实现不可言说的良心判决；借“实用理性”来寻求法律解释的可接受性；通过“妥协意向”追求法律解释中的实践互动；并最终实现在法律解释中人们交往行为的“视域融合”。 季卫东在谈到中国古典法律解释问题时，曾总结出了它在目的方面的“四个相位”，它们分别是“不可言说”、“无穷之辞”、“以法为教”、“并无异说”。对此，他分别解释道： “对于不可言说的部分的正义性的判断，很难按照外部的绝对标准来进行。承认有些事情是不可言说的，就等于承认在审判过程中法官不可能掌握案件的全部情节或者信息，也就不得不承认司法判断的局限性、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强调身处特殊情境中的当事人独自的感受、理解、承认、以及心理满足。 “关于规范本身的说理就像庄子与惠子的对话，很容易流于前提和推论以及贯穿其中的逻辑规则的永无止境的追加过程。 “为了终止当事人之间围绕规范正当性而进行的无止境的语言游戏，需要导入并利用第三者的决断力。……即通过官吏的职权来保障法令的统一和实效，对强制与道德以及文化秩序加以有机的整合。 通过相互主观的反复监查达到全体一致的同意，以此保证审判以及其他法律决定的妥当性。……”[1] 尽管对其中的有些论断，要放在法律解释学的立场上进行剖析，还有些勉强，也尽管对其中的一些论述，笔者并不赞同，但上述分析，给笔者在这里的展开开启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在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中的目的向度，乃是在对某种实用路向的追求中完成的。 　　　　一、“情理交融”——不可言说的“良心判决” 早在前秦时期，中国文化的导师们就特别关注天理、人情和国法的内在关系问题。其间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规范逻辑结构。此种情形，经常反映在古人的相关司法或其他法律活动中： “父之仇，弗与既然法律是一种妥协措施，那么，一般说来，法律解释活动便皆围绕着它所赖以建立的社会事实基础而进行。因此，法律解释中对于妥协意向的贯彻就是一个基本原则。 然而，在中国古典的法律解释活动中，对于妥协原则的贯彻，还有所不同。其表现在于：在我们这里，法律解释中妥协原则的贯彻，有时候是以法律为基准的，有时候却并非以法律为基准。一般说来，立法解释更多地尊重法律，强调法律之基准作用（但不尽然）；而“司法解释”则往往首先重视的是情理的作用（以情理为基准）。这里先看一下立法解释： “大唐皇帝以上圣凝图，英声嗣武，润春云于品物，缓秋官于黎庶。今之典宪，前圣规模，章程靡失，鸿纤备举，而行宪之司执行殊异：大理当其死坐，刑部处以流刑；一州断以徒年，一县将为杖罚。不有解释，触涂睽误。皇帝彝县在怀，纳隍兴轸。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是以降纶言于台铉，挥折简于髦彦，爰造律疏，大明典式，远则皇王妙旨，近则萧、贾遗文，沿波讨源，自枝穷叶，甄表宽大，裁成简久。辟权衡之知轻重，若规矩之得方圆。迈彼三章，同符画一者矣。”[10]（3） 这段文字，既表明了法律解释的原因和宗旨，也明示了法律解释中的“怀柔”和妥协意向：“润春云于品物，缓秋官于黎庶”、“甄表宽大，裁成简久”等等都是此种意向的明确表达。所以，立法解释直接将妥协意向、“怀柔”之情抛向了社会。再来看“司法解释”： “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逆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某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意，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 “时清河赵腾上言灾变，讥刺朝政，章下有司，收腾击考，所引党辈八十余人，皆以诽谤，当伏重法。皓上疏谏曰：臣闻春秋采善书恶，腾等虽干上犯法，所言本欲尽忠正谏，如当诛戮，天下杜口。帝乃悟，减腾死罪一等，余皆司寇。”[17]（164-165，169） 如上两则故事，皆为“春秋决狱”故事，判者按春秋之义，尽量引出妥协效果。尽管在其他“引经决狱”的个案中，也有以“春秋之义”而强调入罪者，但引春秋而决狱本身是要将温情脉脉的道德原则引入司法的说理过程中，从而让本身生活在这种血缘道德世界中的人们更能够接受之。因此，与其说“春秋决狱”是判者们向儒家经典的俯首称臣，不如说是他们向民俗的妥协，或者是向民众日常生活方式的妥协。我们继续看下面的处理或判例： “鸿胪寺中吐蕃使人素知物情，慕此处绫锦及弓箭等物，请市，未知可否。 一人有庆，四海无虞。万国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