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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民族关系研究：内视、自觉与正义 2014年01月10日 04:17:59?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 内容摘要：近些年来，民族关系研究又成为热点，从“去政治化”的争鸣[1]到“新清史”的论战，[2]彰显了人群关系中民族关系的特殊性。本文认为，国内有关民族关系的讨论存在几个值得改善的地方：只看别人不看自己，把民族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其他民族；平面地看问题，不联系历史，不联系背景；不考虑感情，不考虑美德和正义，不考虑尊严；拒绝从“本土人观点看问题”，因而也就难以对话。因此，把内视、自觉与正义引入民族关系研究刻不容缓。 　　关键词：民族关系；自觉；商议；生态；正义 　　作者简介：纳日碧力戈(1957-)，男(蒙古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贵州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11)06-0005-09 　　方法论民族主义的分析 　　“风险社会”理论的创立者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列举了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风险的三个特征——去地方化(Delocalization)、不可计算性(Incalculableness)、不可补偿性(Non-compensatability)。他指出，风险让文化和自然互溶，让全球性和地方性相交，让过去、现在和未来合一，成为虚拟的现实。风险的世界性时刻超越国界，超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界限，让人们不分彼此、不分国界、不分种族地一起参与进来。“我们基于民族国家的想象和社会科学的范式必须受到来自实证层面和方法论层面的挑战，因为一个世界主义的视角将要求我们超越民族国家的前提性假设；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科学中仍存在着方法论民族主义，而这一方法论必须受到挑战，使之变得更具世界性”。[3]贝克之言可谓“对症”：方法论民族主义在中国或者中国研究中尤为突出。当然，“风险社会”的动员力与民族主义的鼓动力此消彼长，有竞争关系，前者是理想，后者是现实，二者并存。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4]中认为，人类最初用宗教来克服对于死亡的恐惧，后来，工业革命带来“礼崩乐坏”，世俗文字的《圣经》取代了拉丁文本的《圣经》，宗教失去神圣的光环，物质享乐主义盛行。失去宗教的人们转向民族主义，把死亡恐惧转化为建设民族国家的热情。民族主义的本质就是直接或者间接地树敌，直接或者间接地仇恨他者，通过排他的情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盖尔纳提出理想的民族国家同化模式，它要实现同文同俗，同心同德，高效“节能”，规模生产。民族国家的理想主义者认为：具有匀质语言和匀质文化的民族国家，权且当它建立在“同文同种”之上，那么它的凝聚力则是有效和可持续的；相反，如果这个民族国家是多民族、多语言文化的，那么，国内的“他者”就会发起挑战，颠覆这个凝聚力。不过，这种“同文同种”论不过是一厢情愿，民族杂居，语言多样，这才是我们的生活世界。博厄斯和他的学生萨丕尔曾指出种族、语言和文化往往不会一致；我们要补充：种族、语言、文化和民族国家也常常互不重合，居住在同一国度内的居民使用不同语言、保持不同文化是人类生活常态。 　　中国先有经济腾飞，后有社会和环境问题，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学术界的“方法论民族主义”逐渐取得话语权，他们以族为界，或以族为敌。把少数民族看成是“问题”，把族群看成是“累赘”或者“隐患”，这是“方法论民族主义”的典型表达。[5]有学者认为“中国已具备国家分裂的制度机制或是‘必要条件’(但尚不具备所有的‘充分条件’)，即部分国民(或者毋宁说是部分少数民族)不认同国家，他们聚居并有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单元，他们有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精英”。[5]这种貌似代表国家利益的言说，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评判。根据这些我族中心主义者的判断，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导致民族意识增强，客观上鼓励了少数民族离心离德，分土裂国。但是，只要我们超越我族中心主义，以平和的态度对历史稍加关注，对其中的复杂性略加分析，便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其实，自辛亥革命以来，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五族共和”的过渡，始终存在新兴中华如何对待少数民族的难题，最直观的办法当然是“同化”，让现代中国“同文同种”，礼仪天下，兆民归心。孙中山直到1921年12月仍然把辛亥革命看做是汉人从满人手里夺取政权，把中国归还汉族的革命。他认为，美国总统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中的“民有”就是民族主义，革命党提倡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把汉族从亡国之痛中解放出来，“把征服中国的满清根本推翻，把中国的统治权，收回到汉人手里，中国领土完全为汉族所有”。[6]这种把中国等同于汉国的观点和五族共和的口号直接冲突，为后来的国体认知带来混乱。一方面，中国是汉国，另一方面要把少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