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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抵御金融危机解决途径论文 摘要：面对外部冲击型的全球金融危机，增长源泉是否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产业结构是否符合比较优势的要求，都影响到一个经济体遭受冲击的程度，也影响其走出危机的时间。科学发展的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战胜危机的能力。因此，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到更加科学的发展轨道上，是应对金融危机，走出困境的根本途径。本文从转变发展方式、最大化就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论证科学发展对于走出金融危机困境的重要意义。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从美国次贷危机发展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随着金融危机的来临，美国大规模的失业和减薪造成消费萎缩，不仅使其国内的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也大幅度减少了进口。当金融危机影响到欧洲和日本等庞大经济体时，中国外向型企业的订货进一步急剧减少，一大批企业停业甚至倒闭。由于这类企业雇用的主要是没有当地户口的农民工，因此，在企业遭遇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农民工首当其冲，许多人已经失去工作，或者回到农村寻找就业门路，或者陷入就业不足甚至失业状态。这种状况暴露了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脆弱性，也标志着这种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我们说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在于它所倚仗的经济增长驱动因素是不可持续的，产业结构是不协调的，地区发展是不均衡的。具体来说，在这种发展方式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和劳动力的投入，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产业发展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推动，而不是第二、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而国内消费需求的拉动相对不足；以及区域发展过分倚重沿海地区的率先发展，而不是东中西三类地区的均衡发展。 在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化过程中，旨在扩展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发展方式转变，往往在产业结构的提升等方面得到具体体现，但是，产业结构升级本身却不会必然促成发展方式转变。如果产业结构的调整符合特定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经济增长就可以充分获得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产业结构更协调，区域发展更均衡，进而可以在更大程度上符合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 在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历史上，许多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决策者，往往把一些产业结构升级的经验固定化为规律，甚至将此作为任务本身。但是，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条件下，产业结构变化并不会使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从投资驱动到生产率驱动的实质转变，甚至可能强化传统增长方式。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苏联和印度，由于重工业优先发展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并且由此导致宏观政策环境的扭曲，微观经营机制缺乏效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最终耗竭。 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政府管理方式要适应科学发展的要求。在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践中，投资者通过接受正确的生产要素价格信号，在不受干扰和不受特殊保护的条件下，选择最有利于发挥地区比较优势的生产方向和技术组合；政府不再直接履行投资者和企业家的职能，而着眼于矫正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以及创造公平的政策条件和投资环境。只有这样，新的投资才会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相符合。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西部地区有难得的赶超机遇，但是能否成功取决于是否在转变增长方式的前提下，承接东部地区转移的产业。同样的结论适用于东部地区：能否以增长方式转变为内涵实现产业升级，决定了该地区摆脱危机的时间和效果。 我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发展差距和资源禀赋差异。东部地区在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提高的条件下，需要按照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化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与此同时，广大中西部地区仍然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土地成本也相对低廉，则可以承接从东部地区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与转移，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都意味着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优化升级，因而是体现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的结构调整。 一个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从而国际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劳动力成本，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前者与比较优势成反比，后者与比较优势成正比。本世纪以来，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即工资水平虽然提高很快，但是，劳动生产率大体保持了与工资水平相同的增长速度，两者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都是遥遥领先的。在劳动生产率的总体提高中，中西部地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0-2006年期间，中部和西部地区制造业工资的年均提高速度分别为10.9%和9.2%，都快于东部地区的7.8%，但是，这两类地区与东部的工资差距仍然存在。同期，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分别为25.1%和19.2%，也高于东部地区的16.6%。这表明，在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不再显著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在这些产业上的比较优势明显上升。 历史经验显示，经济危机时期往往也是进行创新和产业重组，从而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大好时机。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竞争压力加大，创新成为生存的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