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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国以来文艺学教材建设的思考_教育理论论文 关于建国以来文艺学教材建设的思考_教育理论论文 摘 要： 建国以来文艺学教材的发展经历了引进、模仿、探索几个时期，对文艺学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目前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有：教科书的僵化框架难以突破，马列文论!中国古典文论、西方文论三个体系在学理上无法真正调和。要纠正文艺学教材建设中存在的这些问题，适当引入后现代思想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学者进行了可贵的尝试。 关键词： 学科反思;教材建设;本质主义;问题意识;历史语境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为推动文艺学界的学科建设，积极有效地回应社会文化的迅猛发展，界内众多学者积极投身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之中，使其成为世纪之交文艺学界炙手可热的话题和亮点。反思必然面对问题，其中教材建设与学科建设的关系不容忽视。作为学科建设的必然支撑之一，基本教材往往集中体现着一个学科之所以存在的理由，诸如相对确定的研究对象，相对独特的方法论，相对独立的命题等等，因此，教材建设不仅反映着同期学科建设中的问题，也是学科反思及突破的有力体现。因此笔者认为，对文艺学教材建设进行有效梳理，对深化学科反思，促进学科建设深有裨益。一、引进期虽然学界有观点认为中国现代文艺学的学科建制至今已有百年，[1]但业内还是倾向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作为学科门类或学术概念的“文艺学”开始于50年代，基本学术理路、框架、观点均来源于苏联。查良铮于1953年翻译的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是一本标志性的教材，其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对于马、恩、列、斯思想的片面理解，以政治立场引导文学理论阐述的学科模式直接影响着中国以后数十年的文艺学学科发展。该书的基本主题是日丹诺夫主义。它将“对民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作为目标，在哲学上只肯定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有限肯定黑格尔;在文学本质上只承认文学的反映认识功能;将形象性视为文学唯一特点，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尊为典范，所使用的材料除了革命导师及其所认可者之外，基本来自俄罗斯。因此，虽然它对开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功不可没，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和曲解却对文艺学的健康发展设置了屏障。此后出现的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谢皮洛娃的《文艺学概论》，柯尔尊的《文艺学概论》基本是对季氏的《文学原理》的重复。这些教材立足于狭隘政治主义与民族主义，依据有限的文学材料，强调论述服从路线政策，其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可想而知。但这些教材在当时中国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仅从1953年到1959年，高教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累计印行就达119，500册，足使彼时屈指可数的大学中文系师生，加上中央、省市从事文学研究者人手一册外，还绰绰有余”[2](p。150)，在当时的中国，它们无疑是国内文艺学教材的开山之作。[2]二、模仿期在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精神引导下，蔡仪、以群领导的写作群体于1963-1964年间完成了《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囿于当时的政治背景(庐山会议、阶级斗争、反右风潮等)和学科局限(指导思想、理论体系、基本命题都摹仿自苏联)，这两本教材未能实现更大突破，但作为第一本国人自己完成的体系完整的文艺学教材，还是取得一定成就：如增加了文学起源论、鉴赏论和批评论，对于中国历代文艺作品的补充，也使其具有了浓郁的中国特色。由于文革的开始，这两本教材都未能推广使用，今天见到的，多为1978和1979年的改编本。80年代，文艺学教材建设得到了一定发展。其中，十四院校编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的《文学理论基础》多次被选为高校教材;北师大文艺理论教研室编写、北师大出版社1984年版的《文学概论》多年一直作为北师大文艺学正式教材;而童庆炳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的《文学概论》至今仍是全国自学考试的正式教材。虽然整体框架并未逾越蔡仪、以群的模式，但在削弱政治色彩、引入西方论点、添加更富活力的文学材料方面还是作出了可贵的努力。三、探索期从80年代末开始，随着思想解放浪潮的汹涌，加之官方的高度重视，文艺学教材建设成就斐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吸收了更多的西方文艺学成果，在观念和方法上都更加开放。据2002年“文艺学教学改革及教材建设研讨会”的不完全统计，当时高校中的各类新编文艺学教材已达100多种(一说是300多种)，其中，最值得一提当属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以下简称童本)。 童本出现于1992年，曾被多所大学采用，被公认为具有真正“换代”性质的教材，代表了新时期文艺学教材的最高水平。它大胆吸收国内外文艺学研究的新成果，立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人类活动论与生产消费论，对文学予以综合论述。它强调文学的自主性，将其界定为“显现在话语含蕴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这种对文学自主性自律性的强调是童本换代性的一个核心体现)，对文学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及文学生产消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