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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金融是防止小额信贷异化的重要途径 ——就贷款互助社试验谈小额信贷的社会责任与方向 一、国内外小额信贷的商业性与公益性博弈 传统商业银行一向视小额信贷如鸡肋，弃之不顾，引发弱势群体贷款难问题长期恶性循环。尤努斯教授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了该市场空白，率先在孟加拉启动了面向穷人借款的试验。此后数十年内，小额信贷在140多个国家被复制或创新操作。联合国视小额信贷为“反贫困武器”，推动其国际性推广传播，把2005年确定为“国际小额信贷年”。2006年，尤努斯和他的实验项目“格莱珉银行”，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尤努斯也一度受到了温家宝总理等国家元首的专门接见，国际小额信贷风生水起进入了鼎盛时期。 然而，2010年10月以来，国际小额信贷市场突然风声鹤唳。印度政府将当地多人自杀的原因归结于小额贷款公司的高利率，强制取缔过于泛滥的信贷行为，导致小贷公司资金链断裂，诱发了印度小额信贷危机。小额信贷发祥地，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也借机指责“小额信贷从穷人身上吸血，咄咄逼人的放贷已经将小额信贷转变为穷人的陷阱。”尤努斯虽一再叹息“这不是我倡导的小额信贷”，在2011年初被孟加拉央行勒令辞去格莱珉银行总经理，上诉后孟加拉法院裁定下课，有人甚至预言“国际小额信贷进入低谷时期”。 原本以“帮助穷人贷款、给穷人发展机会”为主旨的小额信贷，多国政府由大力倡导至突然取缔，反差何以如此之大？小额信贷实施中，因监管缺位被异化成纯粹商业性行为，成为别有用心者高利盘剥穷人的工具，应是根本原因。杜晓山教授把国内小额信贷划分为商业性与公益性两类，很有见地。辩解孟加拉国总理指责尤努斯是政治阴谋，尚且有情可愿，因为尤努斯不该头脑发热竞选总理从而得罪权贵；但对印度及国内频发的被高利贷逼离家门或逼死人命事件熟视无睹，则有违公权；无视国内尚不发达的市场经济现状，高官或既得利益者们公然为高利贷还魂叫嚣，则完全背离公德和社会责任！ 2010年3月，日内瓦国际小额信贷投资高峰会上，与会的印度同仁发言透露，政府已经开始关注高利贷逼死人命、多个小额信贷机构劝诱一个家庭借款、部落首领号召群众不要轻易借债并抵制还款的情况，正在研究解决办法。与之呼应，我在会末发言时谈了对信息不对称、小额信贷机构一哄而起、贷款不再稀缺甚至节余的顾虑，分享介绍了贷款互助社“调动民众积极参与的力量，内联外引，共同管理贷款”的经验，呼吁以互助金融防止小额信贷异化，破解关联难题。遗憾的是，受沟通和语言限制，反响不大。 10年9-10月，国内小额信贷网络年会和小额贷款公司国际投融资高峰会上，刘克固先生对中国新型小额贷款组织难下农村提出了批评，而更多人仍乐谈小额信贷扩张问题，甚至有高官透露“我国新修订的《贷款通则》即将取消高利贷限制”。我当夜撰文《取消高利贷意味着社会责任迷失》，结合渭南“高利贷逼死人命”的报道，呼吁“小额信贷业者担当社会责任，抵制高利贷”，发信给多位专家，遗憾的是，除温铁军老师外，其他均无回音。 “这不是我倡导的小额信贷”尤努斯的叹息难道不能引起国内当权者的重视？金融危机以来，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企业家与银行家应承担社会责任。政府不会天真地认为国内政体对金融危机具有免疫力，今天的混乱势必在明天大刀阔斧进行治理，90年代一刀切取消三会一部的事件势必在不远的将来重演！因社会责任的差异，小额信贷的商业性与公益性博弈将因政府取舍而终见分晓。 助人者，人助之。直面困难与危机，借鉴国内外经验教训，社会主义中国的公益性小额信贷必须未雨筹谬，防止过度商业化或高利贷异化，担当更多社会责任，旗帜鲜明地与高利贷划清界限，更多争取群众认同与政府支持，才有可能远离未来一刀切的劫难。 二、中国互助金融探索 合作互助，是中华民族美德。国民素有互助合作传统。中国合作金融探索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建国后，政府倡导成立的三大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农业合作社），曾对中国基层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困于发起与经济政治改革等原因，至今要么解散，要么严重官僚化，早已失去合作制的本色。农村信用社改革进行了三十年，始终难以回归互助合作，国家被迫对其出台了逐步改制农村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的新政策。由此在广大农村形成巨大的金融盲区，有待新型微金融组织填补。 互助金融，源于贷款互助社、资金互助社、贫困村互助资金合作社的实验，因《互助金融 可以燎原》而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三者被《领导参阅》并列采集为新型合作金融组织探索的民间样本，倡导者分别是笔者、吉林四平银监局的姜佰林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具体实践也按不同路径展开，发展各具特色。 贷款互助社模式，源于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试验，曾得到杜晓山、温铁军、韩俊、何广文等专家指导。在社科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支持下，贷款互助社耗时18个月方始完成注册，秉承“善行助贷、引资助农、让社员即使穷人也能方便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