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是否本善管理原点的争论.docVIP

孟子思想涉及面广泛，从管理思想的角度看，需要从人性假设入手。任何管理思想，都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前提。管理的主体和对象都是人，对人性的假设不同，管理方法手段乃至制度设计和运作体系都会不同。控制与激励、他治与自治、监督与信任等等问题，从哪个方向出发展开管理活动，都取决于相应的人性假设。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从一开始就有人性假设的分歧。到孟子这里，人性假设成为管理思想的原点之争。　　春秋时的孔子对人性并没有展开论证，仅仅是从经验主义的角度说了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不过，孔子对仁政和道德修养的强调，使其学说隐含着偏于性善的倾向。到了战国，随着百家争鸣，产生了不同的治国理念，人性讨论就不可能再回避了。孟子关于人性的议论，是在同告子的争辩中展开的。告子论人性，更多地倾向于人的自然本性，是从与生俱来的角度谈论人性，即“生之谓性”。所以，他才有“食色，性也”的说法（《告子上》，下同）。从自然本性出发，告子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就像水一样，渠道向东则东流，渠道向西则西流。水不分东西，人性也就不分善恶。还可以把人性比作杞柳的原木，仁义就像杞柳做成的杯盘用具，你把原木加工成什么样子，它就成为什么样子。孟子对告子的观点不以为然，大加驳斥。孟子认为，如果用水做比喻，固然可以不分东西，然而，难道水能不分上下？“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使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对于以杞柳比喻人性，孟子也说：“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大意是，杞柳确实可以加工为杯盘，但要害在于这种加工是顺着杞柳的本性加工，还是戕逆杞柳的本性加工？所以，在孟子看来，告子认为人性不分善恶的观点，会给有的人作恶留下逻辑空间，更重要的是会使仁义的正当性遭到怀疑。所以，孟子义愤填膺，责难告子道：“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淘宝小号 淘宝白号 　　孟子和告子的争论，还有许多对话，用上了各种比喻，我们不必一一列举。严格意义上，双方的论证都有逻辑上的漏洞和依据上的不足。如果说，告子的说法经不住严密的逻辑追问，而孟子的说法也仅仅是以气势见长，两人谁也不能真正说服对方。因为孟子师徒的记载仅仅是从一方展开的，缺乏告子的辩驳和反问，所以，以孟子单方记载来评判两人的输赢是靠不住的。可以说，孟子不一定就是辩论的获胜者，但是，这一辩论并非没有意义，孟子通过辩论表达出的人性观，依然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重大价值。　　孟子坚守性善论。在他驳斥告子的同时，陈述了自己关于性善的观点。公都子在转述告子的观点时说：“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告子以及他人的这些观点，强调了后天经验和人为训练对人性的重要作用。但孟子不以为然，他强调，人性本善，善是人本来就有的，产生于人自身。他也从后天经验出发，强调人的本性为善。按照孟子的说法，人人都有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见了小孩掉在水里，不假思索也要拉一把；做了不好的事，不由自主地会脸红；见了长者，自然而然要礼让长者优先；某一事情是否该做，总要先判断是非曲直。这些都是人本来就有的，四心分别对应的就是仁义礼智。有没有仁义礼智，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孟子的这种说法，为人类的善行赋予了不证自明的正当性，是人之为人的前提。实际上，后世对此是公认的。所谓普世价值，并不是近代以来人们才发现的，而是从古代就产生的，孟子所说的人性本善，就是战国儒学对普世价值的一种表达。这种价值观不断洇濡衍化，已经深入人心。长期以来人们判断人与非人的标准，实际上基本同孟子的陈述吻合。即便是作恶者，也往往要用外表的善来掩饰自己的恶，金庸小说中岳不群的君子剑就是一例。而人们指责恶行的常用言辞就是“这还算人吗”？那种公然为恶而不加掩饰的行径，除非依赖暴力的压制，无法得到人们的认同。因此，孟子性善论的意义，不在于是否存在逻辑漏洞，而在于确立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普世价值。　　问题在于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不善和恶行，强调人性本善，很容易被现实证伪。对此，孟子给出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