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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当前干部权力腐败的新特点 所谓权力腐败，即公共权力的错位，就是执掌权力的某些机关、领导者和其他执法人员违背公共权力的性质和原则，使公共权力私有化，错用、滥用权力，造成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一种现象。在任何地方、任何时期，只要存在公共权力，就有公共权力被滥用的可能。但是权力腐败问题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反腐败的过程中，把握权力腐败的新特点，根据权力腐败的新特点和走势来惩治腐败，会增加反腐败的针对性和预见性，对有效预防腐败、遏制腐败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权力腐败主体 （一）层次由低向高发展 权力腐败主体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其表现特征就是权力腐败主体职务越来越高，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和生活腐化于一体。过去腐败现象主要发生于一般干部以及具体经手财物的办事人员中，中高级干部的腐败发生率多年来一直较低。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有个别厅局级和省部级干部卷入腐败活动。进入90年代后，厅局级和省部级干部明显地以不断增加的趋势出现在腐败分子的群体中。从90年代中期以来，由检察院系统以贪污贿赂而立案侦查的厅局级干部每年都在百人以上；受到司法追究和党纪政纪处分的省部级干部也日益增多，由1999年的3人增加到2004年的11人；在2001年到2004年4年中，省部级干部平均每年“落马”7人左右。 （二）“一把手”腐败突出 近年来，“一把手”成了腐败的高发人群。尤其是在缺乏权力制约或制约不力的地区或单位，“一把手”滥用权力或偏离公共职责为己谋取私利的现象，乃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国家、集体或他人财物的行为时有发生。据统计,目前在领导干部违法犯罪的案件中,党政一把手的案件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甚至更高。1998年在全国查处的地厅级干部中,“一把手”占总数的42.1%。从大案在“一把手”职务犯罪案件所占比例来看,1999年“一把手”职务犯罪案件中的大案比例是51.8%，而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75.1%。在“一把手”的眼里和操作下，一些十分严密、严谨的制度、机制和规定，甚至是法律法规，都是不堪一击、形同虚设的。 （三）向特定关系人蔓延 权力腐败主体的特定关系人，比如配偶、子女、情妇甚至秘书、司机、朋友等，往往成为权力腐败主体的共犯。从贿赂的实际接受人来看，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职务犯罪嫌疑人本人。一些职务犯罪嫌疑人，尤其是一些职务较高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后，往往不是其本人亲自收受请托人财物，而是授意请托人与其特定关系人以买卖房屋、汽车等物品的方式进行交易，有关财物也由其特定关系人收取；甚至于在退休以后，自己也不直接到请托人公司去任职，而是由其特定关系人代之。权力腐败主体向特定关系人蔓延，进一步增加了权钱交易的隐蔽性和复杂性。据中央纪委对落马贪官进行调查时所作的一项统计，受贿者80%的贿赂都是由妻子、儿女、情妇等代收的，由其自己亲收的不及20%。 （四）群体、组织化严重 过去，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绝大多数是个人行为，滥用的是单一职位的权力，具有分散性和偶发性的特点，造成的危害通常易于估量和计算，对其进行追查打击的手段也相对简单。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组织的团伙性腐败活动己经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为整个腐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窝案”和“串案”日益增多，并已成为查处腐败案件的重点。从山东乳山香烟走私案、北京市原副市长王宝森案、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案，到云南省红塔集团褚时健案、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案、厦门特大走私案、湛江走私案，再到李真案、沈阳“慕马”大案、马德案、湖南郴州市贪腐案、福建省工商局局长周金伙案、上海社保资金案，等等，这些腐败案件群体、组织化都非常严重。 二、权力腐败客体 （一）贪腐的款项高额化 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案件的涉案金额逐渐增大，贪污、受贿金额增长迅速。上世纪80年代，腐败案件中贪污、受贿金额一般为几千元、几万元，多的也只有几十万元。进入90年代以来，单个案件受贿金额开始增大，达到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1993年，深圳工程咨询公司原副总经理曾利华索贿受贿700多万元；1999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副董事长金德琴侵吞公款达5000多万元；2000年，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受贿4000多万元；2004年，鞍山市公安局税侦分局原局长林福久贪污、索贿受贿、非法敛财5800多万元；2005年，郴州市住房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的贪腐额仅用于豪赌的就达1亿多元。 （二）贿赂的标的多样化 从贿赂的标的物来看，已经超出了传统的“财物”界限和范围，开始向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领域延伸。请托人给职务犯罪嫌疑人施以贿赂，提供有价证券、支付凭证、黄金、珠宝、笔记本电脑、手机、香烟、名牌西装、名贵花木等财物者依然有之，甚至包括大型推土机、地基、棺材等闻所未闻的财物，同时，提供免费劳务、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