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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维新运动(1895__1898) 一、维新运动的启动 二、维新运动的开展 三、戊戌政变 四、影响 一、维新运动的启动 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署,“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争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梁启超) 官员 士大夫 传教士 光绪 官员 朝臣和士大夫纷纷上折条陈反对议和，翰林院侍读奎华等一百五十五人联名上书认为： “日本提出的赔款、割地的各条款是‘五洲所未有之奇闻，三千年所无之变局’。如照此签约，后果必然是‘法人窥粤，英人窥滇，俄人西窥新疆，东窥三省，四夷入侵，各示所欲’”。 张之洞在奏折指出： 如批准条约，民穷财尽，国防解体，海军无归宿，陆军无利器，各国侵凌，商人嗟怨，外患迭至，内变将出，地险商利，饷力兵权，一朝夺尽神人共愤。 行见奉（天）、锦（州）、登（州）、（蓬）莱一带不复立锥，江浙粤各疆，不复能安忱，海口、海面，皆非我有，饷械无济，而海运即穷；战争无能布置而海防又立穷。中国将来必无可办之洋务。 《条陈变法自强事宜折》顺天府尹胡燏棻（ 1895年6月9日） 日本一弹丸岛国耳，自明治维新以来，力行西法，亦仅三十余年，而其工作之巧，出产之多，矿政、邮政、商政之兴旺，国家税收租赋，共约八千余万元，此以西法致富之明效也。 今士大夫莫不以割地赔款费，种种要挟为可耻。然时势所逼，无可如何，则唯有急求雪耻之方，以坐致强之效耳。 昔普法之战，法之名城残破几尽，电线、铁路处处毁裂，赔款兵费，计五千兆佛兰克，其数且十倍今日之二万万两。然法人自定约后，上下一心，孜孜求治，从前弊政，一体蠲除，不及十年，又致富强，仍为欧洲雄大之国。 今中国以二十二行省之地，四百余兆之民，所失陷者不过六七州县，而谓不能复仇洗耻，建我声威，必无是理。 但求皇上一心振作，破除陈例，改弦更张，咸与维新。事苟有益，虽朝野之所惊疑，臣工之所执难，亦毅然而行之；事苟无益，虽成法之所在，耳目之所习，亦决然而更之。实心实力，行之十年，将见雄长海上，方驾欧洲。旧邦新命之基，自此而益巩，岂徒一雪割地赔费而已。 纵观世运，抚念时艰，痛定思痛，诚恐朝野上下，高谈理学者，狃于清议，鄙功利为不足言。……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 “设立学堂以储人才” “拟请特旨同饬各直省督抚，务必破除成见，设法变更，弃章句小儒之习，求经济匡世之材。应先举省会书院，归并裁改，创立各项学堂，……数年以后，民智渐开，然后由省而府而县，递为推广，将大小书院一律裁改，开设各项学堂。” “商有学堂，则操奇计赢之术日娴；工有学堂，则创造利用之智日辟；农桑有学堂则树艺饲畜之利日溥；矿务有学堂，则宝藏之富日兴。” 士大夫 1895年4月，传来了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对于这个严重丧权辱国的条约，全国各阶层人士无不为之痛心疾首。 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也义愤填膺，以省籍为单位纷纷到都察院请愿，表示反对。 集体抗议：公车上书 在全国上下一片愤怒声中，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的举人（即公车）上书31件，签名者多达1555人次；京官领衔上书7件，签名公车135人次；梁启超领衔上书一件，签名公车80人。 康有为在上书中警告光绪皇帝：如按条约规定对日割地赔款，必将丧失民心，引起列强接踵而至、“瓜分豆剖”的严重后果，并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 “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公车上书” 标志着酝酿多年的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和爱国救亡运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外国势力：传教士和外交使团 1887 年，传教士就在上海成立了“广学会”，这个学会一方面作宗教宣传，一方面向中国介绍一些有关西方近代知识的书籍。 传教士都是长期住在中国的“中国通”，对中国的情况有相当的了解，并且极力要用西方的面貌改造中国，热心支持中国变法。 强学会成立后，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 、李佳白、林乐知等纷纷加入。 改革的紧迫性 传教士一再呼吁“中国之宜速变，且宜全变”是合乎世界历史潮流，切合中国实现富强的需要。 李提摩太在陈述其改革纲领之时说：“此事，在中国二十年前，早应举办。延至今日，事机已迫，受害已深，果能迅速举行，中国尚有得半之望……当此死生呼吸之际，乃尚有人刻意阻挠，则是误国庸臣，与庸医杀人何异!” 林乐知：“惟是中国颁行新政，实为救华之善策。转败为胜，在此一举。” 原因分析 为什么高喊富强多年而终成泡影?如何救治一个外有强敌内已腐烂的古老大国？ 这是由于中国统治者“以作民父母为己任，遂以父母之慈惠煦民，父母之识见囿民……则反酿而为独握大权遇事裁制，匪但不知爱护，甚且从而践踏之矣。乃民亦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