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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 近代以来中国学者所谓的中西文化比较，虽然范围很广，但重点是中国封建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比较。本文所谓的中西文化，也主要是指中国封建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关于这两种文化的时代差异，这里不准备讨论，只讨论二者的民族差异。我们曾指出，文化的民族差异可以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民族关系、家庭关系、宗教关系等方面来分析。 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 中西文化基本差异的表现之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 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经典《圣经》。圣经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是要派他们去管理自己所创造的一切。圣经还说，人和自然本来相处得很好，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吃了伊甸园的禁果——智慧果，受到了上帝的惩罚。上帝让人与蛇世世为仇，让土地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使人必须终年劳苦、汗流满面，才能得到吃的。这些说法隐含着一系列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观念。其一，人是站在自然界之上之外的，有统治自然界的权力。其二，人与自然界是敌对的。其三、人要征服、战胜自然的艰苦斗争中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这些思想观念影响深远，在很大程度上铸造了西方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基本态度。 征服和战胜自然的观念在西方文化中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思想家们都不愿花气力去讨论这个问题本身，他们讨论最多的是如何去征服和战胜自然。在这方面，对西方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培根的观点。培根提出了著名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他认为，人们追求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在争辩中征服对方，而是为了在行动中支配自然。但“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因此要研究自然，探求自然界的规律。与培根的主张相同的还有法国的笛卡儿和德国的歌德。笛卡儿说，可以获得一种对生活非常有益的知识，找到一种实践哲学来代替学校所讲授的思辩哲学，借助实践哲学，我们可以像了解我们的手工业者的各种职业一样，清楚地了解火、水、空气、星球以及我们周围的其他一切物体的力量和作用，这样我们就等能在一切适合的地方利用这些力量和作用，从而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培根、笛卡儿、歌德分别是英、法、德三国近代哲学发轫时期德泰斗，他们的主张影响极大，其结果是把古希腊、罗马文明中崇力与求知的传统召唤回来，并与征服自然的观念相结合，形成新的极为兴盛的“力的崇拜”和对科学技术的热烈追求，对西方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培根、笛卡儿的思想也有明显的片面性。 其一，他们都过分夸大了精神、思维在征服和战胜自然中的作用。 其二，他们都夸大了科学技术的作用，以为只要通过科学技术征服、战胜了自然，人类就可获得幸福的生活。 其三，他们忽视了征服、战胜、占有自然可能引起的来自自然界的报复。 在西方思想史上，最早认识到人与自然不仅存在对立而且存在和谐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虽然也主张征服自然，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征服意味着使自然界成为“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和“人的无机的身体”，变成人的本质即生命表现的对象，意味着在更高阶段上恢复人同自然界的统一，这种统一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但这还只能算是代表一个阶级思想。西方人比较一致地反省过去征服自然、战胜自然思想地偏颇，还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托夫勒在谈到西方世界最近几十年的思想大变动时，把人们对自然形象的改变列在首位。他说：“旧观念的崩溃，最明显地表现在我们改变了对自然形象的认识。在过去十年间，由于地球生物圈发生了根本性的、潜在的危险变化，出现了一场世界范围的环境保护运动。这场运动不仅仅是防止污染，反对制造合成食品，反对核反应堆、高速公路及美发的喷雾剂。这场运动完成的事情还要多得多。它迫使我们去重新考虑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问题。结果非但没有使我们相信人们与大自然处于血淋淋的争斗之中，反而使我们产生一种新的观点：强调人与自然和睦共处，可以改变以往对抗的状况。”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观点大体可分三个类型。一是以老庄为代表的服从自然说，一是以荀子为代表的征服自然说，这两种学说均有一定影响，但都没有占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周易大传》为代表的天人协调说。 《周易大传》在本体论上持一种可称为“太极阴阳说”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按照这种学说，太极是天地的根源，天地是万物的根源，“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这就肯定了，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周易大传》又认为，人类虽是自然界的产物，但天人在性质功能上又有所不同。《系辞 》说：“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天地的根本性质是生，这叫“显诸仁”，天地含有生成万物的内在功能，这叫“藏诸用”。天地生成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