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协议法律性质的的信托法解析.docVIP

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协议法律性质的信托法解析 刘韶华 有限责任公司中的隐名出资是指隐名出资人出资，记载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的就原则性地确认了此类协议的适法性。 然而，在有限公司中选择隐名出资的投资形式通常不是为了单纯被动地得到股权收益，而是意在规避法律和公司章程对于投资主体、股权转让等方面的限制，以间接持股的方式实现对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控制。为此，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合同安排来克服间接行使股东权的障碍。但是这些合同安排可能与公司法制存在一些原则上的冲突而难以达至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 一、委托代理模式的悖论 如果隐名出资人希望通过显名股东的股东地位间接行使股东权，通常会签订代理协议来约定彼此间的义务从而克服委托人权利受限的障碍，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建立持续的并且可以不断更新的“指示——执行”关系，在整个代理关系存续期间无条件地、充分地实现被代理人的意志。虽然隐名出资人被代理人的身份并不记载于公司登记簿中，但是代理制度并不禁止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代理行为；所以代理人被登记为显名股东似乎也并不违背代理制度的固有属性，应当是一种具有正当性的间接控股的隐名出资安排。然而如果进一步地深入分析，就会发现通过委托代理制度建立隐名出资关系仍然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首先，如果认定隐名出资法律关系的基础为代理关系，显名股东为代理人，隐名出资人为被代理人即实质股东，那么隐名出资人应当被认为是具有公司股东的地位；然而根据商法外观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商事登记的公示公信原则，显名股东因被记载于商事登记簿而获得公司法上的股东地位，未经登记注册的隐名出资人不具有股东身份。当事人创设代理机制是预期的法律后果遭到商事登记公示原则的阻碍而无法实现。所以，通过代理制度赋予隐名出资人以股东权因存在制度冲突而无法得到实现。正是基于此《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也彻底摒弃了确认隐名出资人可直接替代显名股东取得股东地位的可能性，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鉴于公司运作管理的复杂性，创设隐名出资的代理机制不可能事先就所有的股东权行使事项一一设定。所以，代理制度固有的机理也限制了代理作为隐名出资基础法律关系的可能性。 再次，根据代理制度，代理行为所发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均由被代理人承担。如果代理人的行为违背了被代理人的意愿，或者有损被代理人的利益，按照代理制度的原理被代理人可以随时撤销对代理人的授权。代理权的撤销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代理人的显名股东的身份是否存续？股东身份转让给隐名出资人还是重新确认股东权的归属？如果重新确认股东权的归属，应以登记错误为前提；而隐名出资实际上并不存在登记错误的情况。如果隐名出资人继受显名股东的股东地位，那么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规则（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优先受让权等）是否适用于此种情况？而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是代理制度本身所无法解决的。 二、合伙设计的局限性 与代理制度相比，合伙机制给与了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在安排彼此间权利义务方面更大的灵活性。使得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有更大的意思自治的空间以安排彼此间的权利义务。 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在合伙隐名出资协议中的权利义务模式基本上是这样的：隐名出资人以可以转化为公司资本的财产出资，显名股东将此财产通过公司法上的出资行为将其转化为出资份额并在公司中行使股东权，股权收益由双方共享。显名股东在公司中的身份是登记在册的股东，在合伙组织中的身份是执行合伙人。合伙组织内部形成具体的处理合伙事务的决议后，由显名股东按合伙决议的约定在公司中行使股东权。这样，隐名出资人对于公司经营管理的控制，就可以通过合伙的内部决策机制得以间接实现。所以，在以合伙机制作为隐名出资基础的法律关系中，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内部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依据的就是合伙协议。双方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共担风险，共享受益，共同经营（无论是显名直接经营形式还是隐名间接经营形式）。同时，在合伙关系存续期间，除了合伙协议对于双方权利义务概括性的约定以外，合伙人之间还可以就具体的公司经营管理问题就股权的行使方式达成决议，作为约束同为合伙人的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的依据。 然而，合伙协议的内部约束机制则同样会受到公司法理的制约而难以完全奏效。首先，合伙协议具有相对性，不能直接作用于公司治理机制之中，一旦作为执行合伙人的显名股东违反合伙协议或决议的约定时，隐名出资人只能向其追究违反协议的损害赔偿责任而不能直接否认显名股东行使股东权的效力。其次，如果隐名出资人选择终止合伙关系，也并非仅仅通过清算就能解决双方权利义务的分担问题。当合伙清算与公司法制衔接的时候，如同前述以代理作为隐名出资的基础模式一样，股东地位的归属并非基于合伙人的约定即可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