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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问题与完善 　　摘要：2003年的非典掀起了全国性的“问责风暴”，官员问责日益受到公众的关注，随着问责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问责速度越来越快，问责力度也越来越大，但是问责制在制度设计和操作层面仍面临着诸多困境。本文从问责制度的问题出发，力求从理论、法律政策和机制层面寻求完善问责制的对策思路。 　　关键词：问责制；问题；完善 　　一、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一）问责制度的主体缺位 　　一般来说，按照问责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可将行政问责划分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同体问责，是指政府对官员或政府系统内部上级对下级的行政问责；异体问责，是指本系统之外的问责。[1]目前来说，我国对官员的问责主要是同体问责，主客体之间存在垂直管理的上下级关系，根据问责制度的基本原则我们不难发现，对下级官员因过失问责的同时，无异于将自己推进问责的漩涡，要负有连带责任，这样便导致问责结果的公正性受到质疑。异体问责的主体主要包括人大、媒体和公民。人大是我国的权力机关，理论上拥有较同级行政机关而言最高的权威性和独立性，然而在政治实践中却并非如此，各级人大并未能够真正行使监督权力；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由于它不具有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那样的强制力，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监督的效力；而我国法律中至今尚未建立完备的公民问责途径，公民对政府权力的问责受到诸多限制，无法以主人翁的身份通过合法、便捷的渠道和途径实施有效的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