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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陷阱 新兴市场普遍存在着积压的消费需求、廉价的劳动力和较为宽松的法规等利好营商的条件，确实是赚钱的好地方。但在这光鲜的表面之下，却暗藏着腐败的一面，即使是最老练谨慎的商人有时也防不胜防而掉进陷阱。该怎么办呢？ “莫斯科充满着常理难以释解的官僚主义，朝令夕改，政策多变。当你跟有关当局办理一些手续时，一旦负责旳官员下台，规矩就会改变，你又得重新来过，最少是退后两步。不过，你如果能坚持不懈，最终还是能办妥的。＂在莫斯科街头售卖热汤的加拿大商人亚历克斯.斯列芬分享他的经验。三年前，他想到了在莫斯科街头经营外卖热汤的念头，于是与几名投资者合资，终于设法在去年４月份开了第一个街头贩卖亭。他非常了解莫斯科，对于在俄罗斯做生意的规矩也深有体会，称之为“腐败蔓生效应”。 “深层次的建制性腐败往往会影响比我们的规模更大的商业运作。腐败导致效率极度低下，监管机关缺乏远见，造成一种普遍的玩忽风气。偶尔应付小贪官还是小事，最大的问题是小企业得不到任何援助以支持其起动和生存。” 亚历克斯是精明的生意人。他看到俄罗斯的商机，但对于在俄罗斯经商所面对的风险，他如履薄冰，不敢掉以轻心。腐败监督机构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把俄罗斯评为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只给予２.１分，而满分为１０。相对比，加拿大的得分为 ８.９分，是最廉洁的国家之一。 贪污非俄罗斯独有 当然，贪污恶习非俄罗斯独有，中国和印度也深受其害。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一个国家廉洁自律而其它国家却做不到呢？贪污和受贿的一般定义是滥用公职或权力以谋取私利。但其实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对于每一个腐败官员要求贿赂，对应的是一间企业或投资者愿意支付贿赂以便把事情办妥。许多人认为，一些个人投资者和企业运用他们的巨额贿赂基金去达成他们的目标，因而形成一个贿赂“供应链”，这加剧了腐败问题。而来自西方国家的一些企业也涉及贿赂活动，也干净不了多少。 INSEAD商业道德与社会责任讲座教授克雷格.史密斯（N. Craig Smith）列举了西门子（Siemens）的例子。过去多年间，这间德国工业和工程业巨企一直向外国官员支付贿赂。这一做法当时并不违反德国的法律，并被视为经营成本的一部分。 “这间公司实际上是沿袭过往的做法，而没有意识到经合组织（OECD）所通过的反贿赂公约和一些新法例适用于德国公司。而在过往，贿赂外国官员的成本是可以享受课税减免的。” 由于该OECD公约的通过，西门子在２００８年被罚款多达５０亿欧元。这宗丑闻损害了西门子的声誉和业务，令其５０名高管丢了饭碗。 西门子已端正其行为并吸取了教训。俄罗斯也朝相同的方向进步。该国正在采取措施，冀望成为OECD反贿赂公约的成员。该公约要求签约国禁止外资企业向当地政府官员行贿，以杜绝国际商业交易中的行贿行为。签约国受到其它成员的定期检视，以确保各成员国制定和执行相关的反贿赂法规。此等目标和协议无疑是值得赞赏的，但从俄罗斯的过往记录来看，他们真的可以做到吗？ 腐败能否受控制? INSEAD的道格拉斯.韦伯(Douglas Webber) 教授对此不无疑虑。身为政治学专家的韦伯认为：“两项因素将使此等协议在俄罗斯难以取得成效。其一是俄罗斯经济极为倚重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而国家支配着自然资源分配；另一因素是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活动。” 无论是以送礼、回扣、佣金或其它形式提供，贿赂这种做法自古已经存在，几乎植根于每一个社会和文化。“我在调研这个问题时偶然中遇到了任教于英国某大学的一名印度裔哲学讲师，他对于自己深入了解印度感到非常自豪。跟他谈话不到几分钟，他便列举了自己连串的亲身经历，诸如回家乡过海关和在机场排各种各样的队时，想要便捷省时，无不需要缴付‘非正式费用’＂。 这些所谓的“非正式费用＂的聚合效应足以损害国家经济。以遏制非法资金跨境流动为己任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估计， 每年有超过 １６０亿美元的赃款流出印度。普通印度人可能不知道确切的数字，但他们都非常清楚知道这种事情存在。去年，印度电信部门揭发的一连串贪污丑闻，以及新德里联邦运动会爆出的作弊丑闻，激怒了成千上万印度人，特别是那些从印度的经济繁荣中受益的人。他们把自己的挫折感转化成对反腐败社会活动家安娜.哈莎尔（Anna Hazare）的支持，后者正在推动政府委任一位反腐败专员，赋予其权力调查社会和政府各阶层的腐败行为。 正面回响 这项运动受到了海外印度裔专业人士的热烈响应，当中包括在北美事业如日中天的IT专家巴云.达拉尔(Bhavin Dalal)。达拉尔二十出头的时候以专业人士的身份离开印度外闯，现在年近四十的他回国见证了自己祖国的巨大变化。 “早在挣脱英国独立之前，腐败现象已在印度盛行。这源于社会经济及文化原因，并打着诸如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