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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鄙的根源 有一部电影，它的故事是这样的：在深山中的一个小村子里，一个从外面世界来的女人，被村民们监禁，被强奸，成为了一个现代的奴隶，村民们联合在一起，把她当成私有的财产。她为了逃走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但最后还是被无情的村民送回。这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文明世界的法律和规则在此都不适用，在这里，人性的恶与无情被发挥到极致。但这个小世界看起来，却还是更像这个大世界的一个缩影。 现在请回答，我说的是哪部电影呢？有人大概会回答：这是李扬取材于中国真实新闻事件改编的《盲山》，但也有人会回答：这是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那部充满反美情绪的电影《狗镇》。 没错，两个答案都是正确的。 这两部电影最耐人寻味之处在于：无论是经历过“贫穷者最高尚”的极端时代的中国，还是以“人生而平等”为立国之本的美国，这两部电影的主题都显得那么的政治不正确。两部电影表现的都是人性的愚昧和邪恶，但这部邪恶更多的指向了社会底层的人们，这是让很多人在感到震憾之余心里很不舒服的原因。 再比较一下两部电影放映之后的反响，就更加有趣，李扬的《盲山》虽然不是什么卖座的电影，但在影评口碑和文化反响方面都非常成功，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很多人把李扬比作电影界的鲁迅。中国是个发展神速，但很多人被落在后面的国家，不只是信息、工业、农业各种社会并存，中国人的受教育和文明程度也在各个群体中差距巨大。 但《狗镇》的遭遇就很不同，影片在戛纳放映时，不少记者特别是美国记者愤而中途离场，如果说后者的离开还是因为爱国主义作崇，愤怒于“凭什么我们美国人就这么坏？”的话，但前者的离场就不是那么功利，也不只是像《不可撤销》上映时观众的中途离场：《不可撤销》引发的愤怒还只是反感于导演如此细致的表现残暴，但《狗镇》引发的愤怒就更耐人寻味：他挑战的是现代文明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即人人生而平等。 我最近还看了一部更加极端的电影，《高个夜魔》：一个美国小镇中有一个偷走很多孩子的恶魔，到最后影片揭示出她其实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因为不愿意孩子们在这个贫穷愚昧野蛮的小镇中长大，而把孩子偷走，送给城市中的富有阶层，让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 她不仅挑战人的平等，更把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努力，凌驾于亲情伦理之上。 徐克的《七剑》结尾，刘郁芳劝韩志邦跟随剑客们闯荡江湖，他说：“我不愿意看着你留下来，慢慢的变得和武庄的人一样。”《七剑》是武侠片，如果现实主义电影，大概这就是一句引发争议的台词。 不过我能理解两部电影的不同反响，中国知识分子自五四以来就有反思的传统，百多年来的弱势也使我们不是那么的自大，能够正视自身的缺点。而《狗镇》引发的反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导演是丹麦人：在外人面前，每个人的自尊心都是比较强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李扬的批判是和鲁迅有相似之处的，是对自己民族的一种带着沉痛感的批判，这种沉痛被观众所感受到。而拉斯·冯提尔对电影中所表现的人性恶则完全是一种接近于幸灾乐祸的态度，电影结尾摆出一连串穷人世界的照片，完全是“贫穷就是原罪”，这也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 从思想本质上来说，影片更接近于本世纪前半段苏联早期的极端政治实验：对于不适合于新社会理论的人群，认为这些人是不可能和平改造的，为了建造一个新社会，他们需要被从肉体上全部消灭。只不过拉斯·冯提尔的电影里，被消灭的对象翻了个个儿，是那些教育低下，处于底层的人民(片中第一个强奸葛瑞丝的男人，是缘于对葛瑞丝所处阶级的自卑感)，这更像纳粹的精英理论。 在看《狗镇》之前，我已经因为之前的几部电影非常反感拉斯·冯提尔的偏执，不过作为一个出身于底层社会，今天也毫不富有的人，我觉得自己略有资格这样讲：和不论中国还是美国的宣传不同，人人生而平等是不存在的，穷人从来没有什么道德优势，而且情况往往正好相反，道德往往是随着富足而产生的，这是人性的无奈。 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拍摄以苏德战争为背景的《兵临城下》，个人认为是对人性和政治有极好阐释的电影，电影中政委和瓦西里本为好友，但因为嫉妒（自己爱上的女人爱上了瓦西里）而对其怨恨迫害，女人死后他才忽然省悟，他对瓦西里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人性不会变，新人类不会出现，我们太傻了，我们以为消灭了贫富，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嫉妒，但人永远有嫉妒的东西，即使是在我们苏联，也是有贫有富——有人贫于天赋，有人富于天赋，有人贫于爱情，有人富于爱情……”信仰在他自杀的枪声中破灭，留下的是人性的丑陋，以及荒诞的闹剧：抱着高尚理想与人性善的政体最后造成了人间惨剧，而现实算计、以人性恶为基础的政体却更多带来了幸福。 人人生而不平等，除了家庭出身的不平等，还有智力、健康等等的不平等，这是人类真正的原罪。而政治家的任务，其实是尽力是消减这种不平等，而不是一边宣传人人平等，一边为了现实目的不惜去扩大这种不平等，否则，总会有人为此买单。 就像《七武士》里让农民出身的假武士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