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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还是寻租:中国转型制度环境与企业家*
吴敬琏 黄少卿**
摘 要
克服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现象的基本途径,是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完善市场制度和建立法治。1. 引言:中国之谜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一方面,1978-2004年,中国GDP年均实际增长率9.4%人均GDP年均实际增长率8.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6.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7.1%。与此同时,1978-2003年期间,城乡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从6.7平方米和8.1平方米增加到23.7平方米和27.2平方米。。另外,中国在减贫方面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90年,按照中国官方标准和联合国标准计算,中国分别有8500万和2.8亿贫困人口,到2002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到2800万和8800万人。这些成就使中国成为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中也存在许多显而易见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腐败和。腐败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便已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306件,2662名处级以上官员被判刑,较上一个5年增长了65%。与此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基尼系数从到年的0.4。而且,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加剧,最富有10%的家庭与最贫穷10%的家庭的消费额比值,1991年为2.42倍,2003年则剧增到5.66倍。
在本文中,我们运用熊彼特鲍莫尔等人发展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上述的中国之谜。自从熊彼特的著作发表以后,企业家才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的因素(Schumpeter,1934)。鲍莫尔(Baumol,1990)扩展了熊彼特的分析框架他指出,企业家才能在一切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制度环境,即通行的博弈规则及由其决定的经济结构下,企业家会生产性活动或非生产性活动获取最大的利益(包括财富、权力和声望)。等人(MurphyShleifer,and Vishny,1991)详细讨论了影响配置increasing returns to ability),也就对人才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第二,该领域能够组建企业或组织的规模大小。该领域能够组建的企业或组织的规模愈大,就愈容易吸引人才。最后,报酬合同的性质也决定着一个部门能否吸引人才,如果个人能力所带来的收益越能够为本人所获取,则吸引力越强。墨菲等人进而指出,。Acmoglu,1995)也表达了和墨菲等人类似的观点。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讨论中国的安排对企业家才能配置影响;第三节我们如何导致了;第四节是结论。
2. 变通性制度安排企业家才能配置
改革以前,整个中国经济被组成为一个列宁所说“国家辛迪加”(State Syndicate),所有的经济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在这种制度条件下,有才能的人士发挥其才能的一途径,就如同主席刘少奇所说,乃是“入党做官”,即成为政府科层体系(bureaucratic system)的一员;即使要在国营经济中施展才能,也要首先在上述科层体系中获取一定的地位,而很难直接地生产性的。,而是巧妙地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expediential)制度安排,在政府继续保持对经济的强力控制的条件下逐步扩大市场的作用。
2.1 改革初期政府主导下的变通性制度安排
,不过,不少个体企业实际上很快便突破了雇工人数限制。到80年代中期就实际上赋予了个人从事创业生产活动的合法性。不过,仅仅允许私人企业合法存在而没有给私人企业获取资源和市场的活动空间还不足以使私人创业活动活跃起来。中国政府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命令经济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作了一系列变通性制度安排,使得选择进行私人创业能够获得足够的报酬,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人才配置结构发生变化,大量人才开始选择从事企业家创新活动。
第一项变通性制度安排是行政性分权(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扩大地方政府在财政和计划领域的决策权力,使它们对企业家的私人创业持保护和扶持态度。古典型计划经济的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其组织结构类似单一型结构(Unitary-Form)的企业。在1958-1976年期间,中国进行改革,将一部分给各级地方政府除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直辖市外,其他省一级与中央之间按照预先的办法分配财政收入单一()。一些经济学家(Qian Xu,1993)一个多部(M-Form),将经济M型,U型结构。M型地方政府具有大的自主权,从而得以在国有部门之外建立市场取向的企业来使本地区的经济得到发展。。资料分配定价双轨制中国在集中计划经济时期,物质资源和资本资源全部由国家拥有,行政指令分配物资分配的“第二轨道”——市场轨。1985年在双轨制下,私营企业可以通过市场轨来购买,。
除了行政性分权和双轨制之外,中国政府还对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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