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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音乐略论 　　【摘要】中国佛教音乐是佛教音乐与中国传统民间音乐不断碰撞、融合的结晶。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品种，它大大拓展了中国传统音乐的表现力，为中国传统音乐增加了新的体裁和色彩。随着佛教音乐在我国的传播，中国佛教音乐在分类、音乐特点等方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关键词】中国佛教音乐；传播；艺术特色；融合 　　佛教音乐在狭义上讲是指在佛教寺庙中僧人进行佛事弘法时的唱诵，也就是佛教称为“梵呗”的一种仪式音乐。包括当代流行的“课诵音乐”、“焰口音乐”和“水陆音乐”三种常行的仪轨佛事音乐。近代以来，有人把佛教音乐界定为“一切为佛教所创作，为佛教所利用，于佛教有利，于修行有益的音乐”。以“远、虚、淡、静”为特征的中国佛教音乐作为中华民族音乐的一部分，对传统文人的人生追求、文艺创作、审美情趣以及对我国民间和民族音乐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佛教音乐在我国的传播 　　佛教发端于天竺国（古印度），在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传人中国。随着佛教的传人，其宗教仪式也输入中土，这些宗教仪式中含有大量的音乐元素。张骞通西域带回的《摩诃兜勒》佛曲，是见诸史料的第一首佛曲音乐。“摩诃”是梵文大的意思，“兜勒”是印度的人名。《摩诃兜勒》讲述的是兜勒初不信佛，经释迦牟尼数显其“大人相”，后衷心拜服，兜勒因此由渺小而伟大的故事。由于当时我国佛教尚未广泛流传，当时掌管宫廷“汉乐府”的“协律都尉”李延年完全违背佛的旨意，把它改为马上横吹二十八首军乐，被汉武帝用于战争，成了助杀伐之兴、扬兵旅之威的工具。 　　公元382年，吕光灭龟兹之后，佛教音乐开始大量传人我国。汉灭龟兹以后，高僧鸠摩罗什被抢到汉，做了大量的译经工作，而且还传播了他个人创作的十首佛曲。当然，龟兹乐对中国的影响，绝非鸠摩罗什一人之功，当时来华的僧人中，有很多是精通音律的。他们既为僧伽，就要有礼佛之仪，遂则有梵呗之需。所传梵呗，均为佛曲。在汉人眼里，龟兹乐就是佛曲。龟兹（现新疆库车一带）的音乐很发达，佛教文化多是通过龟兹传人中国的，龟兹遂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枢纽。但在当时，这种异国风味的佛曲并未受到中国民众的广泛欢迎。 三国时，为解决梵音与汉语之间的矛盾，适应中国佛教唱念的需要，一些中国的佛教徒对佛教曲谱开始重新谱写，创作了近似中国风格的佛曲，佛教音乐开始中国化。据《法苑珠林》记载，魏陈思王曹植在山东渔山，根据《瑞应本起经》删治的渔山呗，就是仿照梵呗的形式所创作的新作，因此曹植被推崇为中国化佛曲的创始人。 　　唐代，由于民间法师的大量宣讲，无论民间、寺院、宫廷佛教音乐都极其兴盛，佛教音乐达到了鼎盛时期。韩愈等有诗曰“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又有人写道“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生动描绘了佛教音乐对当时社会的巨大影响。 　　宋元时期，市民阶层兴起，佛教音乐开始通俗化，并对我国说唱音乐和民族器乐演奏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现在尚存的宋词、元曲的词牌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如词牌《菩萨蛮》、《双调五佛养》等。宋代《能改斋慢录》中说“京师僧念《粱州》、《八相太守行》……而南方释子作《渔父》、《拔棹子》、《渔家傲》……”，从中可窥见宋代佛教徒为了充实自己广泛吸取民间音乐的情景。继唐代寺院中的“俗讲”而起的宝卷，兴盛于宋时并一直延续至明清，对我国近代戏曲、曲艺音乐有很大的影响。 　　明清之际，佛教音乐日渐衰微，而民间音乐则日趋繁荣。所以佛乐深入民间，日趋通俗化，用民间曲调演唱佛曲蔚然成风。 　　近代以来，中国佛教音乐作为中国音乐的一部分，同样引起了音乐工作者的热情关注。刘天华、杨荫浏、查阜西等，都曾对佛教音乐进行过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培养的新一代文艺工作者，同样以极大热情对宗教音乐进行了收集、保护、整理工作。早在1947年，原晋绥解放区文联音乐部的亚欣同志，就对五台山寺庙音乐进行了初步记谱工作。1955年，亚欣又与刘世富、熊冀华等对中国四大佛教名山的佛教乐曲、歌曲等进行收集整理，编著了《寺庙音乐》，为后来的佛教音乐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著名音乐家杨荫浏先生的带领下，一些热衷于宗教音乐研究的专家对湖南省的民间音乐进行了实地考察，1960年正式出版了《宗教音乐·湖南省音乐普查报告附录》，掀起了中国佛教音乐研究的第—个高潮。这些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对宗教音乐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60年代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佛教音乐的研究工作开始陷于停顿，直到80年代初才得到恢复。80年代以来，中国的音乐事业开始蓬勃发展，长时间陷于停顿的宗教音乐研究工作又开始恢复生机。这时期的佛教音乐研究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带有抢救性；二是开始把“宗教”与“音乐”结合为一个边缘学科进行研究。 　　二、佛教音乐的分类 　　佛教音乐是伴随着佛教活动和佛教仪式而逐步形成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