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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产生的原因与结构化理论探析 　　关健词:腐败　结构化理论　社会体制 　　摘 要:腐致是个人与社会互动的产物。腐败产生的原因既有现存体制为腐败行为提供了机会，即具有结构的使动性，同时也是在行政体系中占据一定职位、拥有一定权力的官员将腐败作为记忆痕迹内化并在行政实践中的具体体现。现存的腐败体系既是个人腐致行为的产物，也是个人腐致行为产生的条件和中介。 　　腐败在宏观层次上指作为社会现象之一的腐败现象，在微观层次上指腐败行为。正如亚历山大(J Alexander)在《行动及其环境》一文中指出的，微观与宏观的界限是相对的，在某一层次上是宏观的现象，在另一层次上可能是微观的。 　　腐败是个人与社会互动的产物。腐败产生的原因既有现存体制为腐败行为提供了机会，即具有结构的使动性，也是在行政体系中占据一定职位、拥有一定权力的官员将腐败作为记忆痕迹内化并在行政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一、杜会体制对腐败的使动性和制约性 　　我国是政府主导的后发展国家，政府在引导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影响很大，作为“看得见的手”配置资源。在这个过程，部分资源并不是在公正、合理、竞争的基础上进行配置，而是向接近权力中心的人靠近、聚积。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腐败的形式与社会体制变迁有密切联系，可以说中国社会转型过程蕴含了一系列或说系统性的腐败机会。中国改革初期，曾对诸如煤炭之类的许多基本原材料实行“价格双轨制”，一些控制物质供给的官员就开始为收取贿赂或其他好处而同买主进行腐败交易，出现“官倒”现象。虽然个别官员可能会受到惩罚，但只要“价格双轨制”继续存在，“官倒”就会继续存在。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期，中国存在“土地价格双轨制”模式，一部分有机会靠近权力中心的人(即有机会获取行政划拨的土地和低价出让的土地的人)从土地价格的巨大差价中牟取暴利，以“圈地运动”的形式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正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官员握有分配稀缺资源的权力，权力才有市场化的可能，腐败才得以滋生。而官员分配稀缺资源的权力正是行政体系赋予的，是其在行政体系中占据的一定的职位使其拥有一定的权力。 　　在一些政府垄断的领域，包括银行信贷、税收减免、政府补贴，以及执照和许可证发放之类的商业活动管制领域，更是腐败高发地带。这些领域都是控制人、财、物的权力集中的部门，制度设计缺乏对权力的制约，拥有这些权力的官员有很大的自由处理权，有很大自由活动空间为个人谋取利益。社会体制、制度在客观上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机会。 　　我国行政体制对腐败制约力度不够，个人腐败行为的腐败风险很小。在我国，政府部门办事程序不够规范，不具有相互渗透性。人们很难了解某一特定部门是如何工作的。我国政府部门主要靠建立科层式的机构来相互监督。但由于中国行政部门官员、党组织内部人员和司法系统内部人员是相互流动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党组织和司法系统抑制行政腐败作用不明显，甚至出现司法系统腐败。这说明“内部人制约内部人”是根本不可行的。但在现行体制下，“局外人”是没有办法弄清腐败内幕的。由民众个人和小群体揭发腐败行为，成本、代价太大。 　　与此同时，行政体制缺乏廉政利益机制建设。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政府官员在从事政治活动时，同样会考虑其私人利益，其中包括从当前职位上所得的各种有形的经济利益和无形的精神满足，也包括因廉政而晋级加薪、提升职务的预期。如果现行体制使廉洁的官员与腐败的官员在晋级、加薪上没有区别，甚至处于劣势，那么势必是“劣币驱逐良币”，廉洁的官员也不再廉洁，形成嘲笑廉洁的官员是“傻瓜、顽固不化者”的舆论趋向。 　　二、腐败是官员将腐败作为记忆痕迹内化并在行政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官本位”的民族，是一个讲求社会关系建构的民族。在中国人情文化影响下，中国政府官员很难或根本没有意识到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存在什么明显界限。贿赂常在人情的幌子下进行，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警惕，甚至视为理所当然。正如有学者研究中国国民性指出的中国人的“自己人”概念，中国人的“自己人”概念是一个视情景而定、使用范围可大可小的概念。中国人不太讲抽象的原则，他们的原则判定视自己和与自己有关系的人的关系而定。在考虑正确与错误、正义与邪恶时，易于以相对的眼光来看待。唯一绝对的是，视关系的远近亲疏来处理责任问题。中国的组织通常是在人际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每个人在行为中都会意识到自己在一张关系分明、责任明确的关系网中。如果公共责任与私人关系发生冲突，也尽可能屈就人际关系。当了官、有了权，更是有许多与之有关系的人指望他帮忙，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从历史上看，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官僚阶层处于政治经济的垄断地位，其他阶层的社会地位都低于官僚阶层，只能向官僚阶层寻求政治和经济保护和荫蔽。官僚与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