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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 谢灼华主编 史官文化 史官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商周史官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尤其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商周时期学在王官，文化学术掌握在王侯卿士大夫手中，他们既是政治领袖，又是文化学术的创造主体。作为上层集团的成员，史官既要向王侯卿士大夫解释天道，又要将他们治国安邦的思想言论载之简册，同时还要从史官职业角度发表自己的文化学术思想。 史官文化 所有商周春秋时期的文化学术创造、记录、保存、传播，都依赖于史官文化这一文化载体，像《尚书》、《国语》这些商周时代的散文都应放在史官文化背景之下予以阐释。 商周史官文化 商周史官文化就是以史官为创造主体、以从事宗教文化阐释和历史记载为主要创造形式、以沟通天人古今为职志、以传承学术提供历史借鉴为目标的一种文化形态。 商周史官文化的三大机制 任何一种文化的生存和发展都有它特定的气候和土壤。商周史官文化赖以生存的条件有三大机制： 一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神学意识形态; 二是以礼乐征伐为形式标志的王官政治宗法系统; 三是得到统治阶层普遍认同的史鉴信念。 『礼乐征伐』 出自《论语》，《论语·季氏》记载:『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商朝靠宗教鬼神的力量维护统治 据《礼记·表记》记载，殷商王朝率民敬天事神，试图依靠宗教鬼神的力量维护统治。 《尚书·盘庚》载商王盘庚动员民众迁都，所提出的最根本理由就是“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 ”。 先秦史官 史官在先秦时代又称天官，英国学者李约瑟说，史官是皇家天文学家，他们的重要职责是向王侯卿士大夫解释天道，举凡制历、颁朔、祭祀、卜筮、占梦、占星、解释祥瑞灾异、禳灾、预言等与天道有关的事务，都在史官所司的职责范围之内，史官们就是以神职身份，从宗教神学角度沟通天人古今，为王侯卿士大夫的重要决策提供神学参考，对某些重大政治问题发表意见。 先秦 指秦朝以前的历史时代，起自远古人类产生时期，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为止。经历了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 在长达18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的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其中夏商时期的甲骨文，殷商的青铜器，都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标志。这一时期的大思想家孔子和其他诸子百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学术的繁荣。军事家孙武的《孙子兵法》，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于军事、经济等领域。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诗人。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中国从分散逐步走向统一。 史官在西周的职责 史官是为王官政治宗法体系服务的，他们对西周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之上的政治宗法制度最为谙熟，《周礼·春官》载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在祭礼中“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在丧礼中“执法以莅劝防”，在会同朝觐礼中“以书协礼事”，小史“奠系世，辨昭穆”，而所有关于文秘管理、档案管理、文献典藏、户籍管理、文字管理、氏族管理的事务，都属史官所司的职责范围之内，可以说没有人比史官更能深入理解西周政治体系的亲疏尊卑的精髓，也没有人比史官更能深刻地体验到礼坏乐崩的黍离之悲。 史官记载历史的目的 史官记载历史的目的是通过历史兴衰给君主提供政治借鉴，史鉴信念是史官实现人生价值的安身立命之本，这就是所谓“掌官书以赞治”。 这里所说的史鉴，不是后代那种所谓盛世修史，不是借前代王朝历史经验来为本朝垂鉴，而主要是记载本朝发生的政治事件。 商周史官的重要职能 ——作册 郭沫若在《金文丛考·周官质疑》一文中说：“作册乃左史、右史之通名。”这说明执简册记载是商周史官的重要职能。 《尚书·顾命》记载周成王临终之前命令元老重臣辅佐嗣子：“太史秉书，由宾阶隮，御王册命。”周室顾命一代之大典，就是通过太史执笔记载而流传下来。 《国语·周语上》载邵公说，天子听政应该让“史献书”。 商周史官的贡献 商周史官们不仅以自己的深沉睿智及时地捕捉了王公大臣那些闪光的思想言论，而且用手中的刀笔刻下了政治的兴衰和历史的善恶，他们为古代政治提供了一面面镜子。就是在记载历史、批判历史的过程中，商周史官揭示了人类社会应有的惩恶扬善的正义价值，肯定并巩固了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成果，上古社会的良知主要是通过史官的历史记载而体现的。商周史官所履行的职责甚多，其中最有价值的应该是历史记载，因为它关系到一个民族文化学术的命脉，关系到人类精神文明的传承。 史鉴崩溃——春秋战国的诸侯们销毁历史记载 《孟子·万章下》载孟子曰：“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子在这里所讲的“籍”指的是周室班爵禄的文献，其实它也适用于所有历史记载。 《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语曰：“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