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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的学术逻辑与行政逻辑的互动类型 摘 要： 现代大学从组织形式与内涵上已经成为“学术共同体”与“科层制”复合共生体。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以各自不同的逻辑影响着现代大学内的组织决策。虽然中国大学的内部决策机制长期以来被诟病为强党政—弱学术，但是对其校内院系与大学层面真实的组织决策互动缺乏细致而贴切的实证研究。由于本科专业在中国的大学中是知识、学术和教育的实体性分类，是否设置某新专业背后既牵涉学科知识的发展、人才培养的知识基础等学术考虑，也涉及校内具体的经费、空间、人力、设备仪器等实际资源的分配决定，因此校内有关本科新专业的校内决策可以充分体现现代大学逻辑中的学术逻辑与行政逻辑的和谐与冲突的复杂互动关系。本研究以两所案例大学于2004年至2006年年间的本科新专业设置为例，归纳了六类院系与大学层级间的互动类型，并以具体的专业设置案例展现了不同类型下所产生的“顺利”与“难产”的专业设置决定。 　　关键词： 现代大学制度；学术逻辑；行政逻辑；组织决策；专业设置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13）02-0020-13 　　一、 问题提出：现代大学制度中学术与行政的二元对立 　　从古希腊的“学苑”原型到中世纪大学自治的行会组织，古典大学更像一个松散的共同体，其权力与决策架构相对单一。但现代大学从组织构成与组织活动上已经与其原生形态相差甚远。伯顿·克拉克认为，现代大学存在两种组织活动，一种是以事业为中心的组织活动，另一种则是以学科为中心的学术活动［1］。因此整个大学的运作逻辑即受制于科层组织制度及科层权力，又受学科知识生产的逻辑以及相应学术权力的影响。从组织形式与内涵上现代大学已经成为“学术共同体”与“科层制”复合共生体，或者是存在于科层组织中的学术共同体。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在“二元结构”中以各自不同的逻辑影响着现代大学内的组织决策［2］。 　　虽然中国大学的内部决策机制长期以来被诟病为强党政权力弱学术管理或者“行政泛化”［34］，但是已有研究多从理论辨析或者思辨推理层面进行论述，缺乏对校内的院系与大学层面的真实组织决策互动的细致而贴切的实证研究［56］。 　　在组织学研究中，大学作为典型的专业型科层化教育组织，其科层权力与专业权力之间的权力结构分立造成了其内在的组织冲突［7］。这种专业与科层取向之间的异同会产生这类组织中典型的“专业科层冲突”［8］，即专业人士的决定基于其专业知识以及他们对专业的责任，他们更倾向于自主决策；而科层人员则倾向以规则与效率为出发点，自上而下控制组织决策。学者王英杰从文化与价值的角度解析了目前大学中存在的学术与行政权力冲突［9］；陈玉琨与戚业国分析了内部党政权力不分以及学术权力与群众组织参与的不够平衡现状［10］；谢笑珍则展现了大学科层制对学术组织发展造成的诸多实践性困境［11］。上述研究均从“冲突”层面展现行政科层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互动。 　　但是科层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是否总是呈现冲突的关系呢？譬如伯鲍姆就提出了以“学术讨价还价”为特征的大学冲突柔化形式［12］。钟秉林、王务均与龚怡祖则建议从权力分享、权力合作以及制度规范方面建立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协调与包容机制［1314］。而赫尔与明思科则提醒，如果让专业人士变得更科层化取向，也是一种协调学术专业权力与科层行政权力之间冲突的化解之道［8］。因此可以想见，从理论到现实，大学中的学术群体与行政群体、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并不只是冲突或者和谐这样简单的互动关系。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大学组织与组织结构中的不同权力的运作逻辑及其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值得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 　　二、 研究对象：作为学术逻辑与行政逻辑载体的本科新专业设置决策 　　在2012年10月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出台以前，中国大学并不普遍享有本科专业设置的自主权，即各院校（在2012年以前未单独获得专业设置自主权的院校）所提议的新增本科专业必须经过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审批允许之后，才获得该本科专业点，方具有招生的资格。但是不论获得本科专业设置自主权与否，在院校内部必然会经历一系列的提交协商/决策过程，以确定某些建议的新专业能否获得内部批准与向外推荐的资格。 　　由于沿袭20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苏联式的大学组织架构，中国大学的本科专业是知识基础、学科人、课程组织、文凭与对应未来就业岗位的复杂混合体［15］。卢晓东和陈戴孝提出中国大学中的“本科专业”看似不过一个概念［16］，但带有很强的“实体”意味。它是依靠背后的三大类实体而存在：由同一专业学生所组成的班集体、学系、与系相连的经费、教室、实验室、仪器设备、图书资料以及实习场所等。 　　因此本科专业作为中国的大学中知识、学术和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