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文学的历史定位与研究述评.docVIP

古代文学论文-辽金文学的历史定位与研究述评 【摘 要 题】元明清文学 【正 文】 公元10世纪初到13世纪前期的三百余年，在祖国的北半部先后建立了契丹贵族统治的辽朝(916—1125)和女真贵族统治的金朝(1115—1234)，它们与五代、两宋北南并立，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南北朝的局面。辽金文学成长和植根于辽、金两代，辽、金两代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如何？这是研究辽金文学首先必然遇到和必须回答的问题。 对于两宋、辽金以后的中国历史，人们往往习惯于“宋元明清”的说法，它用两宋包容或代替辽金，把辽金作为两宋的附庸看待。这样的表述，其实并不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就辽代而言，建立大辽的契丹人原本依附于突厥和唐朝，唐末藩镇割据，唐室衰微，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乘势而起，在唐朝灭亡的当年——907年即可汗位，916年称帝，国号大契丹，后又改名大辽。辽朝创建四十五年以后，宋太祖赵匡胤方建立北宋。其时大辽“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注：《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373页。），包括据有中原人文荟萃之地的北宋在内的四周邻邦，均须视大辽之马首是瞻，在祖国北半部开创了威震东亚、烜赫一时的兴盛局面。由于声名远播，影响巨大，世界上有些国家和民族例如俄罗斯，直至现在仍把中国称作“契丹”。就金代而言，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其先世肃慎、挹娄、勿吉、靺鞨长期臣附于中原王朝，辽朝创建之后女真人则受制于大辽。大辽与北宋在女真人的军事打击之下相继覆亡以后，金朝便与南宋以江淮为界北南共存，其幅员乃广于辽，实力则强于宋，雄峙于北半部中国一百二十年之久。在南宋始而以称臣纳贡、继而以称侄纳贡为条件达成与金朝的和议以后，女真人由长期沿袭下来的纳贡主体转变为名正言顺的受贡主体，使北方民族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地位得到快速提升，为蒙古族和作为女真人后裔的满族这两个北方民族成为整个国家的统治民族和建立大一统的元、清政权准备了条件，从而使辽金对于中华民族发展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可见用两宋包容或替代辽金、把辽金作为两宋的附庸，显然属于有悖历史真实的看法和并不科学的表述。 虽然就政治层面而言，辽金之于两宋如上所述具有宗主的性质；不过就文化层面而言，从盛唐文化发展而来的两宋文化是颇为先进的，因而唐宋文化对于辽金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恩格斯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2页。） 不过这种影响远非如人们理解和想象的那样单向进行，而是必不可免地双向进行的，因此恩格斯也曾说过：“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么灵丹妙药，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2—153页。） 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融合，首先自然是层次较高的一方朝层次较低的一方辐射扩散；同时也无可否认，层次较低一方也对层次较高一方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北方民族游猎文化蕴涵的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宝贵元素，为中华文化北雄南秀、气象万千的多元一体格局注入了新的因子与活力。而辽金文学成长于汉民族农耕文化与北方民族游猎文化的结合部，呈现出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优势互补的走势和轨迹。中国文学堪称一个多民族多区域的复合文明体系，正是从辽金时期开始，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融合互补中，传统文学样式独领风骚的格局逐渐改变，戏曲、小说等新兴文体一步步走上文坛的中心，通俗化、大众化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趋向。 中国文学在辽金时期出现的这种历史性的蜕变与演进，使辽金文学成为宋辽金时期文学中十分活跃的因素，对于中国文学的转型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有其各自产生、繁衍的历史，各民族文学之间又不可避免地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辅相成、竞添异彩，为中国各民族文学的相激相融、优化组合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带有全局性意义的重大问题。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正统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一直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因而亟待认真研究。而辽金两朝恰恰是民族碰撞、民族交往十分活跃的时期，它们为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学史提供了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标本与模型。 　　　　一 辽金文学的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