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法律家培养面临困境与出路.docVIP

当代中国法律家培养面临困境与出路 　　法律家在现代法治秩序的建构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法治秩序建构离不开制度和人的双重因素，法律和法律家，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的形式，也无论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名称出现，是所有有组织的社会的基本元素。其中，法律是法治秩序建构的前提，即无法律法治秩序便失去存在的可能性；法律家则是使法律得以优质、高效运转的动力和保障，他们是法律实体价值实现的中转机构，也是保障具有普遍性和可操作性的法律的至上权威和程序正义的物质力量，因此，他们担负着实现法治原则与法治精神的重要使命。季卫东先生曾把法律家的地位概括为：法律家群体处于国家机构与市民社会的衔接部位，起着法治秩序的安全阀的作用。张志铭教授对法律家的地位曾作出这样的叙述：作为法律家的法律职业者，是法律制度的载体，是媒合法律制度和社会生活之间距离、实现法律对社会生活关系的有效调整的中介。因此，如果说法治就是法律的统治，那么所谓的法律统治，又可以恰当地被归结为作为法律家的法律职业者的统治。因此，在中国法治化的进程中，我们当然要将视角聚合于法律规则的完善，但也要领悟到法治建设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法律职业的造就或法律家培养便成为人们视角的聚焦点，诸如以法律人为直接指向的法学教育、统一司法考试、审判长及主控检察官的选任等表明了人们对高素质法律家的期盼。毫无疑问，塑造出一个独立、有学识、受人尊敬、对社会有影响力的法律家共同体是凸显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之一。然而，就我国目前法律家的培养机制来看，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面临种种困境，如何走出困境应是政府、学界共同关注并着力解决的问题。我们试图就此问题粗浅地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以求教学界同仁。 　　一 　　自从法律职业与其他职业剥离并自成一体以来，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法律家的培养问题一直是各国备加注重的事业。尽管不同的国家对其培养的具体模式有别，但把法学教育作为培养法律家的主要渠道却是共同的抉择，之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把接受法学教育作为法律家养成机制的基础，是因为法学教育对于法律家群体的养成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一方面，它传输给未来的法律家以专门法律知识和技能；另一方面，它也对未来法律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职业伦理的形成起着决定的作用。正如英国比较法学家巴特勒教授所说：正是在法学院时，法律家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最初形成，以后在法律事务所、企业和法律机构的进一步训练或学徒通常予以遵循。如果从外国法律体系的角度去理解法律家是如何在法律范畴内运用法律概念和推理的，人们必须了解使该法律家成为特定社会中的法律职业或非法律职业的教育方法。反过来，法学教育又受到被其培养出来的法律家的思维及其价值观念和技能的影响。 可见，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果忽视了这种内在的联系，法学教育便失去了方向，法律家共同体的形成便失去了基础，中国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法律家群体就是充分的例证。综合来看，目前我国法律家培养中所面临的困境与矛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技能训练的缺乏与法律家高技能内在品质的矛盾众所周知，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家的使命就是保障法律规范在社会中的实现，这就向法律家提出了双重要求，既应具有系统的法律知识，又应养成高超的司法技能。毫无疑问，法律家的养成机制应以此为中心展开。英国的法学院+律师组织的职业训练培养模式、美国的法学院职业训练的培养模式、法国的大学法学教育+法官学院的职业训练、德国的大学法学教育+就业前训练等都体现了法律家养成的规律即知识教育与技能训练。而我国的法学教育是单一的院校教育，注重的是知识的传授。我们的法律教育依然是一种知识教育，而不是一种技术教育，我们的法律教育所倡导的是法律应当是什么样，而不是倡导如何使法律成为什么样的。我们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但没有运用法律知识来解剖案例的能力，我们的法律教育也许教给学生诸多的法律解释的概念，但却没有教给他们使用法律解释的技巧。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教学方法都是如此，技能训练明显不足。在四年的培养方案中，仅有两个月的实习期间（而且多安排在最后一年，多数学生利用这段时间联系工作，不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实习中去），其余的时间都是从书本到书本地学习法学知识。传统的教学方法（系统的讲授法）对学生法律技能的培养也很不利。其结果是法学院系毕业生的法律技能很欠缺，参加工作后不能很快进入角色，需要很长的适应期，这一期间便是他们在工作中边做边学提高司法技能的过程，也就是他们在司法工作中来弥补缺失的司法技能训练，这种状况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是法律实践部门的不满，认为学校向他们提供的是半成品，因而没有完成好法律人才培养的任务；二是这些毕业生在缺乏司法技能的情况下适用法律规范很难保证质量，司法公正目标的实现必将受到影响。 　　（二）职业伦理教育的缺乏与法律家法律伦理内在品质的矛盾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