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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养老保障的理念与制度安排 　　关键词：农村家庭养老　政策调整　制度安排 　　摘 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村养老保障以家庭为主，同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相结合，重中了农村家庭养老的主体作用，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家庭养老传统的国家，尽管在现代意识流的影响下，以家体为社会构建根基的“伦理本位”观遭受冲击，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家庭养老提供了一定的辅佐作用，但在老龄化与高龄化社会，建立在家庭功能基础上的家庭养老与社区养老责任不可或缺，进行适当的政策调整与重塑孝道文化是农村养老的主旋律。 　　一、家庭养老理论简述 　　贝克尔的家庭生产理论认为，消费者不单是一个纯粹的消费者，同时也是一个生产者。他从市场上购买的必需品并不足以满足其全部之需，还要为自己生产若干必需品。但是，这种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的，而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贝克尔认为，人在一生中的时间分配应在家庭范围内加以考察，由于人在其生命周期内各个阶段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要素察赋不同，一个家庭必然会为了效用的最大化而进行要素配置，从而带来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家庭成员之间的劳动分工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在市场部门具有比较优势的家庭成员将会在从事市场工作方面专门化，而在家庭部门具有比较优势的成员将会在从事家庭活动方面专门化。 　　贝克尔的家庭生产函数给我们的启示是:养老间题可以在家庭层面上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决。如果存在家庭与市场的交易，当家庭内部交易的边际费用等于家庭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时，家庭与市场之间取得均衡;如果家庭与市场交易的边际收益大于家庭内部交易的边际收益，则家庭将转而与市场进行交易。如果把家庭内部交易费用的存在考虑在内，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家庭养老将高度依赖于家庭外部的市场环境。市场环境的变化将会打破家庭内部原先存在的交易费用情况下的均衡。 　　进人上世纪70年代后，西方国家正规的社会保护制度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和制度缺陷，“新右派”批评福利国家导致家庭功能和家庭责任削弱，进而导致经济衰退。90年代后，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不再强调对市场或宏观社会制度的干预，因为家庭问题向社会的“外溢”(Externalities)不仅危害家庭本身，也会给社区和整个社会带来经济和社会成本。因此，西方国家不再将家庭视为私人领域，在强调家庭责任的同时更重视政府对家庭的支持。 　　哈耶克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将永远是一个与传统紧密相连并受传统制约的社会。贝克尔认为，家庭与婚姻是个人福利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因为社会养老仅仅是养老基金的基本经济供给，还需要对老年人精神的抚慰与亲情，需要对他们疾病的关照与生活的照料，这不存在交易费用，这也是家庭外部福利环境不可替代的。 　　家庭养老是一种非制度安排，家庭养老也符合经济学中的交换理论。按照斯密的经济学观点，社会中的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个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惠的交换模式，即在人们的交换中双方都会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只有对等互换，交换才能持续下去。我们可以认为，在父母和子女之间，也存在一种交换关系，父母抚养子女，期待年老时能够得到子女的照顾和回报，子女幼时从父母处得到关爱，成年后以赡养老人作为报答。家庭对老人的照顾是子女将父母的养育之恩，以经济、劳务或精神上安慰的形式回报给他们。互惠就是家庭内部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两代人之间在金钱、物质、时间、感情等有价值资源方面的双向支持和交换，具体表现为经济上的支持、家务上的帮助和情感上的安慰。中国传统的老人照顾伦理，体现了“养儿防老”这样一种均衡互惠和代际递进的原则。 　　二、景承中国家庭养老保险优良传统 　　早在远古时期，“尊高年”、“亲祖之恩”的思想就已产生，到了春秋时期，这种思想发展成为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舜以“孝”治天下;周公制六礼，提倡尊敬老人;孔子提倡的“老者安之”、“老有所终”，均体现了我国悠久的养老传统。如《孝经:纪孝行率》规定，“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吾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其中既讲到老年人的赡养问题，也讲到老年人的医疗问题，既讲到老年人的日常家居问题，也讲到老年人的后事问题，基本上概括了家庭养老的主要方面.强调了家庭养老中的精神目标，即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家庭养老是社会养老最基本的单元，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的发展不是两者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家庭与社会在承担养老义务中主次角色的换位。在工业社会里，家庭的养老功能只是弱化而不是消失，社会养老只能保障老人的基本经济生活，他们的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和其它经济需要仍应由子女和家庭承担。马克思认为:“工人除了维持自己生活所必须的一定量生活资料外，还需要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来养育子女;因为他们将在劳动市场上代替他，并且还要延续工人的种族。”这说明，即使在实行社会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