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期收入分配差距研究综述(下.docVIP

　谢旭人等（2006）将收入分配领域存在问题的原因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国情决定并较长期存在的原因，比如历史、自然等条件影响下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别等。第二类是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原因，比如经济发展的阶段、经济体制和结构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第三类是各种不合理因素，造成社会收入分配不公，比如制度不完善、政策规定不合理、政策执行不到位、分配监管不力。[24]安体富、任强（2008）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初次分配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其中既有合理因素，也有不合理因素，还有一些不合法的因素。合理的因素有个人的努力程度和禀赋不同、要素的占有状况不同等，不合理的因素如垄断，超过一定限度的“城乡分治”的政策和过分的地区差别政策中的初次分配因素，不合法的因素如腐败、偷逃漏税等现象。再分配手段调节不力也是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因素，如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医疗卫生及教育投入未能覆盖全民。另外，作为非营利性质的第三部门也能在收入的“第三次分配”中起到重要作用，而我国目前第三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25]王福重（1997）则侧重研究所有制、市场、管理三方面原因，一是目前我国多种所有制并存所致，不同所有制的分配原则必然具有显著差别；二是市场缺陷，主要表现在垄断尚未受到有力约束因而使得一些行业凭借垄断地位可以获取超额利润，商品市场的价格双轨制产生了寻租行为，以及由于资本市场的不成熟所导致的过度投机；三是管理上的疏漏，像偷逃税、走私、制假、贩假、贪污腐败等，这些也都使得收入分配差别扩大。 　　其他学者则从一些单方面的原因着手，进行了分析。邓子基、王道树（1997）归纳出分配体制和经济政策因素：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平衡导致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及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国有资本产权约束软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并为少数人牟取；非市场化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双轨体制，导致少数人暴富；对非法收入查处不严、打击不力，引发了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再分配领域税收对个人收入的调控作用没有充分发挥。[27]董建文（2001）提出由权力资本、城乡分割、地方垄断、行业垄断以及灰色收入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是造成分配秩序混乱、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基本原因。[28]王小鲁（2007）分析了市场化外的一些因素，比如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29]卢嘉瑞（2003）还从居民劳动力的质量差别方面探讨原因，认为由于教育程度不同、个人实践能力和认知能力不同也导致居民获得收入的水平不同，从而强调劳动者劳动能力的重要性。[30] 　　3、收入分配差距的消极影响 　　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在其发展的初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突出表现是打破了平均主义的思想，调动了微观主体的积极性，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差距扩大趋势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逐渐凸显出来，主要表现在经济、社会两方面。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妨碍社会有效需求方面。按照凯恩斯的观点，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差异，收入差距扩大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影响投资需求形成，从而影响社会总需求。廖云珊（2008）指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居民的购买力，这使得低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因为缺乏购买力得不到满足，而高收入人群的资本因为消费需求不足而无法转化为投资，从而在长期上不利于社会需求的增加、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力。此外还会制约财政等宏观政策的调控效果，进一步加剧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恶化经济的运行环境。[31]杨灿明等（2008）还认为会导致富人越富，穷人越穷，从而使得社会资源配置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32]在社会因素方面，外国学者Alesina和Perotti（1996）提出了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社会政治不稳定机制，他们认为收入分配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导致产权保护薄弱，从而妨碍经济增长。[33]一般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与暴力水平显著相关，暴力程度在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地区要远高于相对公平的地区。可见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还增加了社会动荡因素。冯虹、叶迎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收入来源渠道多元化和收入差距的扩大还会导致城镇利益结构分化与社会阶层的重新划分。卢嘉瑞认为还影响了公众的信心，妨碍了社会安定。[35]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对策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需要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再分配以及第三次分配这一立体体系着手，并有效运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来促使分配达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要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效率，同时要防止权力“寻租”性腐败，实现收入分配的起点公平。刘乐山（2006）强调政府的作用，主要包括创造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防止垄断现象；加强法制建设和严格执法，创造依靠合理合法获得收入的制度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