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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礼仪初探 司法礼仪作为一种司法程式性要求，是司法活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现代司法文明的一个重要表征，有其独特的内涵和作用，但在我国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通过对司法礼仪涵义、意义、构建设想等方面的探索，寻求一条通向现代司法礼仪之路。古人云：“不学礼，无以立。”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有着几千年的古老文明，礼仪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礼仪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成为时代共识的行为准则规范，体现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司法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必然要求有符合司法规律的礼仪准则，因此，司法人员除了要遵守普通公民普遍遵守的礼仪规范，还应当遵守因其特殊职业身份所需求的司法礼仪。在西方，人们把法官比作“仅次于上帝的人”、“文化界的巨人”、“慈父般的人物”等，以“完人”的标准要求法官，对司法礼仪也有很高要求。一些西方国家对法官的年龄要求，往往就是考虑道德礼仪的修炼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些司法礼仪的要求，是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等文化思想在司法活动中的一种表现。我国的司法礼仪制度由于起步晚，理论研究不够，同其他司法制度和职业道德的其它内容相比呈现明显的滞后性，不能适应现代法治和司法活动的要求，法官或者对许多司法礼仪的内容知之甚少而无所适从，或者不以为然而不自觉遵守。认为，造成我国司法礼仪的现状的原因有：是受传统司法理念的影响，对司法礼仪的认识不足。由于传统司法观念“重实体轻程序”在一些司法人员心目中根深蒂固，认为案件只要实体裁判结果不出错就行，司法程序是次要的，而司法礼仪仅仅是作为一种程式性东西，更是可有可无的，就是不遵守司法礼仪也对案件实体处理和审判程序也无妨大碍是司法礼仪没有具体的规范标准，缺乏导向性。以前对司法礼仪没有提出相应的统一要求，法官在实践中也是各行其是，凭感觉而为，《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虽然要求“遵守司法礼仪”，但只是概略性要求，没有细致、具体、完整的礼仪规范标准，在司法界没有形成约定俗成、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只能靠法官的自我理解，必然会出现实践当中遵守司法礼仪不统一、不和谐、参差不齐的局面。是对司法礼仪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监督处置环节薄弱。对法官不正确遵守司法礼仪的行为，没有严格的监督制约措施，内部和外部均对法官没有产生足够的压力和思想动力。在目前的法院内部管理考核上，由于缺乏具体统一的行为规范，对遵守司法礼仪的考核微乎其微，甚至不少法院是一片空白，谈不上对司法礼仪的监督制约，外部人大监督、舆论监督等也是微不足道，法官协会的监督更是形同虚设，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如前所述，我国的司法礼仪规范除了在《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中有原则性规定外，言之甚少，具有模糊性、滞后性，司法实践中各地做法不一，缺乏统一的标准。中国是传统的礼仪之邦，但中国的司法礼仪制度却远远落后于西方法治国家。司法礼仪并非可有可无，她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的良好形象，也是公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公正”，因此，在我国有必要加强和完善这方面的制度设计。鉴于法官职业是最讲究礼仪的职业之一，而法庭则是司法礼仪表现得最充分的场所，仅就法官在庭审中的礼仪活动提出以下几点粗浅的看法：语言法官庭审时应当使用普通语。使用普通话不仅体现了法官较高的语言和文化素养，而且有利于向不懂方言的公众进行法制宣传，避免了不懂方言的当事人在语言上可能受到的歧视。法官在庭审时应尽可能使用“法言法语”，同时对当事人有耐心解释的义务。法律职业特殊性之一就表现在其使用的语言上。法官在法庭上用语应体现其专业性，一些日常口头俗语、俚语要避免使用，例如指代当事人应称“原告”、“被告”或“第三人”，而不应使用“我”、“你”、“他”随意指代。另一方面，法官对一些文化层次较低或法律知识欠缺而又没有聘请律师的当事人应尽量把“法言法语”转化为对方容易接受的通俗说法，对当事人不能理解而又必须弄明白的法律名词或术语，法官应当耐心地予以解释。法官应当慎言，适时地保持缄默。法官应以庄重沉稳为职业形象。法官应当依据法律规定，符合职业身份，言所当言，不言所不当言。我国庭审方式经过改革，已由过去的纠问式转变为抗辩式或对抗式，法官由侧重于问 转变为侧重于听。英国培根大法官曾指出：“听证时的耐心和庄重是司法工作的基本功，而一名说话太多的法官就好比一只胡敲乱响的铜鼓”。因此，法官应当慎言，适时地保持缄默。法官应当文明用语。我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三十二条第㈡项规定，法官应当“使用规范、准确、文明的语言，不得对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有任何不公的训诫和不恰当的言辞”。因此，法官应当尊重他人，既要保持尊严又不失礼貌。法官在庭审中不得使用侮辱、讽剌、讥笑、挖苦、粗鲁、谩骂等语言，法官更不能利用其指挥者、决定者、制裁者的地位，表现出以权压人、以势压人的语言，凡此种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