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劝百讽一”成因初探.docVIP

汉赋“劝百讽一”成因初探 （延边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李宝龙 吉林延吉 133002） 摘要：自扬雄提出了汉赋“劝百讽一”的看法后，代相沿袭，几成定论。以致时至今日，仍有人以此来责备汉赋歌功颂德，华而不实。这种看法未免有失偏颇。从现存的作品来看，汉赋很少有只“劝”不“讽”的，汉赋的最终着眼点始终在“讽”上。当然，在文字比例上，“劝百讽一”也是事实。但人们对于这一事实却缺少客观冷静地分析。“劝”多“讽”少格局的形成，一者绝非作家个人之过，二者也非文本本身之过，其成因也不能简单地归结到作家身上。探究起来，这里面的内外因素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其中颇多合理因素，也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因由。 关键词：汉赋；“劝百讽一”；成因 “劝百讽一”是有关汉赋批评的经典论说，而汉赋之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境惨淡，备受讨伐，极大程度上就源于这句出自名赋家之口的具有误导性质的批评观点。首先要肯定的一点是，汉赋实际上有着很好的讽谏传统，这自枚乘《七发》之后，诸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秦二世赋》，扬雄的《羽猎》、《甘泉》、《河东》、《长杨》四大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均讽意甚明。如枚乘在《七发》的序言中就已经尖锐地指出“出舆入辇，命曰蹷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其后铺写七事，反复渲染，目的就在于“所以戒膏粱之子也”。又史载司马相如见汉武帝好驰射，即上疏以谏，复上《哀秦二世赋》以讽，又见汉武帝好神仙，一位“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于是上《大人赋》以讽谏其事。事实上每个汉赋作者在创作作品时，都是有着清醒的讽的创作目的和明晰的讽的表述方式的，扬雄自己便有“赋者，将以风之”的话，而“劝百讽一”也并非无讽。时人和后人也多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司马迁评司马相如的赋时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中正刘德、太子太傅肖望之等，时时间作。……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读出这样几条信息：一、汉赋创作之盛从某种意义上讲乃是由于当朝皇帝崇礼重文、积极鼓励的结果；二、作赋者多为侍从之臣和王公贵族；三、所作之赋主要是献给皇帝看的。这就决定了汉赋读者的特殊性和作者与读者之间关系的特殊性。从现存的汉大赋名篇来考察，这种特殊性是确实存在的。不但皇帝与手下的大臣是这样，王侯与手下的宾客也是这样，诸如梁孝王、淮南王等无不如此。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情况下，做臣下的作赋献给主上，即便想要有所讽谏，必然也要讲究个方式，在这方面，汉代的儒生们是非常重视“主文而谲谏”这一创作原则的。如果主上又确实有值得称道的地方，那么有较多的颂词也在情理之中。从班固所列的这些赋家来看，多为武、宣两朝之人，而这两朝的帝王又都颇有作为，这样一来，“劝”多于“讽”也就在所难免。再者，如前所言，因为作家的个性决定了汉赋有肆意骋情的风格特点，从表达的内容上看，颂更易于肆意铺排，而讽则很难纵情敷衍，象宋玉的《风赋》可算是铺排讽谏的经典，但亦篇幅有限，且难免寓讽于颂，况且赋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本与疏牍奏章不同，原不适宜用以直谏。可见强求汉赋一味讽而不颂是不对的，也是不可能的。 4.受汉赋体制渊源的影响。关于汉赋体制渊源所自历有争论。班固以为源于《诗经》，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踵其说，刘勰也认为汉赋的初源在《诗经》，同时又认为与《楚辞》关系密切。今人则有单元和多元之说。单源论者或以为源于《诗经》，或以为源于《楚辞》，或以为源于先秦纵横之文等等；多元论者以为是吸收了《诗经》、《楚辞》、纵横家的文章、先秦俳优的有关因素等等综合而成的。龚克昌对此观点的论述颇为详尽有力，也较为目前学界所认同。这一点从汉赋自身也可得到明确印证。不过这多重渊源还应分成两个层面来分析。汉赋虽与诸多文体因素相关相承，但所吸收的艺术成分各有不同的。从《楚辞》、纵横之文那里主要是取其形式，而从《诗经》那里主要是纳其精神。取其形式，所以承袭了纵横家们“欲文言以达旨”、“……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的手法，和《楚辞》“排比铺叙，夸张描写”的文风，行文上注重辞采，肆意铺排，力求恢奇敷张，气势雄浑，以打动读者；纳其精神，所以吸取了《诗经》的赋颂传统，所谓赋颂传统，即是“美颂德之形容”，故而汉赋总是欲刺先美，而且美必采用“推而隆之”的方式，尽情发挥。综此两端，便形成了汉赋“义尚光大”、“侈丽闳衍”的审美特点，所以非常讲究“包括宇宙，总揽人物”的内容涵盖和“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的精心组织。这种审美追求本身，必然导致颂多讽少。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样做的结果，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赋的讽谏力度，但在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