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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反垄断执法体制的变革与完善 　　摘要:目前我国反垄断执法体制采取“双层次多机构”的设置模式,这种立法选择在现阶段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其弊端也非常明显。为了力求这些弊端对反垄断执法的最小干扰,我们必须根据反垄断法的立法精神和价值取向对这种执法体制逐步加以变革与完善,借此来保障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 　　关键词:反垄断法执法体制执法权 　　“法律应该是稳定的,但不能是停滞不前的,一部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其精神和价值取向会不断的发展变化”,并且“一般性准则的确立会随着社会的变迁、时空的转换而有所不同”,我们应当在“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由此对不确定加以确定,使之符合立法宗旨。”垄断的特征决定了反垄断法是一部变化性很强的法律。因此,反垄断法必须在其实施过程中根据不同的价值目标作出不同的反应。具体反映到反垄断执法权力,就是要根据不同的经济要求和政治形势对我国反垄断执法体制进行合理的变革与完善。 　　一、顺应政体改革,适时改变现有权力配置模式 　　国家反垄断委员会是各方利益平衡的产物,从《反垄断法》第9条规定中可知,其职能定位是一个议事协调机构而并不行使行政权力和作出行政决定。笔者认为一个议事协调机构,是为了完成某项特殊性或临时性任务而设立的跨部门机构。因此在一定的时期内,它必须根据具体的任务合理设置其内部组织结构以保证其性质的中立性与独立性。因此在委员会构成方面要尽量保证成员立场的中立性,在保持一定比例的官员型委员的同时,适量增加反垄断法领域的专家或学者成为该委员会的主要组成人员。 　　其次,委员会在议事规则方面也必须做出强而有力的制度安排。笔者认为委员会会议周期为每季度一次,在遇到重大或突发性事件可召开临时会议;议事规则采取表决制;具体执法机构对议事决议必须决对服从,也就是说,要赋予反垄断委员会一定的行政决策权,使反垄断执法机构在遇到权利重叠或权力真空时,可以最终决定由谁来负责执法,这种做法既能尽量协调现有反垄断执法机构间部门利益的冲突,又能“避免陷入由行政机关去制约另一个行政机关的怪圈”;借鉴美国“联络官”制度,在内部设立联络处,具体负责协调执法机构的业务往来。这样的制度性安排有以下优点:一是便于各家执法机构相互沟通,避免他们重复交叉执法,及时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二是在遇到跨行业、涉案金额巨大、案情复杂、一家执法机构在其管辖权范围内无法解决的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时,便于国家反垄断委员会及时形成统一认识,指派具体的执法机构或人员代表整个反垄断执法机构去调查、审查或采取强制措施,保证执法的独立性和执法结果的权威性;三是在拟定有关竞争政策时,能及时了解各家执法机构的建议和意见,协调各方面的利益,避免长久争执的局面,进而影响立法的进程。基于此,方能实现反垄断委员会设置的初衷、有效发挥反垄断执法机构应有功能。 　　最后,应加强反垄断委员会组织、协调和指导的实质权限。有人认为在我国目前的行政体制下,如果不加强反垄断委员会的实质权限,它很有可能会沦为部门利益协调的最佳场所,对反垄断执法实际作用不大。德国也设立了反垄断委员会,但不同的是,它是一个专家鉴定机构,拥有比较强的实质权力,比如评价权、建议权、查询权等,其组成人员的专业性和高度的职业诚信对反垄断执法工作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我国反垄断委员会在履行拟定竞争政策、发布反垄断指南、评估市场等职能时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比如赋予其行政决策权、建议权、评价权、查询权等,以确保现阶段《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三、明确执法机构的执法范围和加强执法机构的执法权限 　　目前,按照《国务院有关机构改革方案及相关部委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家工商总局设置“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负责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方面的反垄断执法工作(价格垄断行为除外);商务部的反垄断局负责“经营者集中”也即并购行为的反垄断审查;国家发改委价格检查监督司管“价格垄断行为”。尽管如此,貌似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执法格局、三部门各自分工负责,但实际操作则并非易事,难免有摩擦,更何况我国目前执法机构不止“三足鼎立”而是上文所述的“3+X”模式,而且涉嫌垄断行为往往具有涉及行业广泛、违法主体多样、违法手段方式多样化等特征,从而很难确定应由哪一部门来执行。因此,我们还是要在《反垄断法》的具体实施细节中进一步明确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范围和加强执法机构的执法权限,以避免机构间的权力之争和非执法机关“伸手”反垄断管辖权的可能。 　　(一)应进一步厘清执法机构的执法范围 　　现行《反垄断法》明确了执法机构的执法范围,但是这只是一个粗线条的法律规定,在实际操作中管辖权冲突在所难免。比如一个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企业同时实施强制交易行为和价格垄断协议,按照我国的现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