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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比分析 　　1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不同之处 　　1.1法律性质不同 　　反垄断法具有经济法性格,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多被视为民法中的特别侵权法。实施市场经济的国家,信赖市场机能,但当市场经济的运作出现危机,国家必须进行干预,包括以强制和引导的方式,来改变市场上的行为,乃至产业结构时,就需要另一套法规,学者有时统称为经济法。故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往往被视为是对民法的批判。反垄断法专门设置行政机关,负责对限制竞争行为进行积极、主动的干预,因此普遍将反垄断法归入公法范畴。公法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故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法行使权利,而不得滥用之。反不正当竞争法则属于特别侵权法,普遍将该法归属于私法范畴,从不正当竞争行为即源于侵权行为,而其救济手段多为违法人民事责任的承担便可得以验证。私法领域“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故市场上的竞争者只要法律未规定不得为,即获行为之自由。 　　1.2伦理性与政策性之差别 　　二法之差别颇多。从二法之产生历史考察,可以对二者之间的差异有根本性的了解。二法皆是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产物,惟反不正当竞争法均早于反垄断法而产生。自大规模自由市场经济出现后,旧经济秩序的伦理控制力量(如同业工会)的削弱而逐渐不能维系,对法律的需要与日俱增,英美和欧陆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大抵在这种背景下产生。英美反不正当竞争法(unfaircompetition)是从商标法逐渐脱胎演变而来。欧陆国家是在营业自由政策确定以后,才渐感需要,第一部单行法出现在德国(1896年)。由此可见反不正当竞争法自其产生时起,便具有极强的伦理性,作为特别私法在白热化的营业竞争中维护社区伦理。英美法国家将“不劳而获”,“不授种而收获”作为其认定不公平竞争行为的基石,大陆法系一般将诚实信用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帝王条款”,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亦将公平、诚实信用和遵守商业道德规定为基本原则。其维护商业道德、确定竞争伦理规则之精神不言而喻。与之不同,反垄断法具有极强的政策性。反垄断法最早出现在美国,产生的标志为《谢尔曼法》(ShermanAct)的颁布。美国建国后,其自由竞争发挥作用,产生令世人瞩目经济效益之同时,也产生了阻碍、窒息竞争之托拉斯组织和垄断行为。这些托拉斯有效地垄断和控制了市场,维持和操纵价格,其形成及力量的加强,遭到社会各界强烈反对。美国反特权,反独占之传统根深蒂固,正如美国反托拉斯法的首创者约翰.谢尔曼所言:“我们受不了专制政治的国王,也不允许控制生产、销售生活必需品的国王。”加之,二战德、日两国纳粹组织皆实行强制经济垄断以维持战争,所以战后各国对垄断的管制有了更清醒的认识,纷纷颁布反垄断法。可见反垄断具备阻止社会霸权形成的社会政策以及保护市场竞争制度,以促进生产和分配的合理的经济政策两种功能,从产生时起即具有极强的政策性。 　　1.3价值取向之差别 　　在价值取向方面,反垄断法强调效益,而反不正当竞争法注重公平。台湾刘绍樑博士认为台湾“公平交易法”前半部分(反垄断法部分)主要是在追求经济的效益,而非分配之公平。因此,垄断法部分的目的是在籍由对经济效益的执著,促进法律人所谓的“动的安全”,亦即“交易之安全”,所谓“经济宪法”意义应是如此;后半部分(反不正当竞争法部分)则是在维护财产权,亦即“静的安全”。两者在概念上既有相当大的相异,在适用上即应有所间隔。详言之,法律人通常在讨论的安全之时认为要保障善意第三人,如此交易才会灵活;其实这即是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而厂商如果违反“公平交易法”第20条的规定,利用他人营业标章(不论是否该等标章是否已依公司法、商标法、商业登记法予以登记)从事鱼目混珠蒙骗消费者的行为,或是违反本法第19条第5款禁止侵害业务机密的规定,而从事窃取业务机密的行为则与侵害物权或准物权利益之行为无异。从维护公平的角度,应予以规制。 　　1.4程序上之差异 　　由于反垄断法之公法属性,在程序设计上一般均由行政机关负责其实施。如德国的卡特尔局,台湾地区的公平交易委员会,美国的反托拉斯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等等。这些行政机关多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有些还具有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在企业结合之审查,卡特尔协议之制裁及处置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这些行政机关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与之同时,司法审查为反垄断法实施之补充。反不正当竞争法为特别侵权法,即应属于私法范畴。因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施主要靠当事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实施。由法官在断案时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把握。司法途径为不正当竞争案件的主要处理程序。 　　1.5立法目的之差别 　　二法的立法目的,承担的立法责任也互异。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为消除限制竞争现象,无论是经营者实施之限制竞争行为或是使竞争无法展开之市场结构,以此促进竞争。一言以蔽之,反垄断法的精神是维护竞争自由,而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