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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捐一件衣 多杀一个敌 　　[摘 要]重庆寒衣分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一个为前线将士和难民募集御寒衣物的机构。作为一个公办的社会振济机构，重庆寒衣分会有它特殊的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笔者通过对此制度和机制的分析来探究重庆寒衣征募运动取得成功的原因以及重庆寒衣分会对中国抗战事业的贡献。 　　[关键词]抗日战争；重庆寒衣分会；征募寒衣运动 　　重庆寒衣分会，即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重庆分会，它是全国征募寒衣总会在重庆设立的区域分会，主要负责重庆市和重庆卫戍区的寒衣征募工作。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组成的机构，重庆分会既具有政府部门的权威性和组织纪律性，同时又兼具社会力量的广泛性和草根性，这两种力量的融合使得它所开展的寒衣征募工作无往而不利。目前，学术界对重庆分会的研究尚属空白，因此笔者希望以重庆分会内部运行机制为视角，探索民国时这种公办社会振济机构的发展之路，同时希望为当今我国的社会公益机构运行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 　　一、重庆寒衣分会成立的背景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为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于1938年3月颁布《抗战建国纲领》，《纲领》提出“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抗战建国纲领》的颁布，为发动民众运动支援抗战提供了良好的氛围。抗战初期，由于国民政府准备不足，调度失灵，致使前线抗日军队经常要面临装备落后、补给不足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地方杂牌军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川军出川时仅着布衣单鞋，凉席斗笠，行军途中没有补给站，无法得到正常补给。随着冬季到来，士兵如何御寒就成了后勤补给的头等大事。另外，随着战争范围的扩大，难民也逐渐增多。这些难胞在遭受侵略时，不惜毁家赴难，寒冬降临，亟需为他们早筹御寒衣物。 　　为解决这个难题，国民政府决定开展寒衣征募运动，依靠民众力量募集寒衣。1938年9月经国民党中常会批准，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总会设在武汉，负责为前线将士和难胞征募寒衣。为充分发挥各地区的人力物力的潜力，“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阳、广州、长沙、南阳、西安、吉安、金华、兰州、福州、屯溪、上海、通化、香港、新加坡等地成立分会。”[1]重庆寒衣分会即在此时成立。 　　二、重庆寒衣分会的组织建构 　　重庆寒衣分会是寒衣总会的直属分会，在组织建构上不可避免的带有浓郁的总会烙印。但是总会组织大纲又规定“请各省政府推动组设分会”[2]，即重庆寒衣分会由重庆市政府负责组织成立，这就使它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重庆寒衣分会仿照总会的组织制度进行建构。第一，联合办公制。全国寒衣总会由中宣部、军政部、后方勤务部、振济委员会等二十四机关团体代表组成寒衣征募运动委员会，按照这一模式，重庆分会委员会亦由重庆市政府、市临时参议会、市党部、卫戍区司令部、卫戍区政治部、卫戍区动员委员会、市妇女会、市商会、三青团重庆分团等机关组成。第二，相关机构代表大会制，重庆寒衣分会的根本组织原则。重庆寒衣分会是多个机关团体的联合办公机构，有着人力资源优势，但同时也存在各机关团体件不默契，不合作，办事效率不高的毛病。为扬长避短，重庆寒衣分会采用代表大会制作为组织原则，即由重庆寒衣分会的各组成机关各推举一名代表作为分会委员共同组成重庆寒衣分会委员会。像刘峙、贺国光、吴国桢、陈访先、、康心如等都是分会的主要委员。第三，推举制，重庆寒衣分会内部选举制度。重庆寒衣分会领导班子――常务委员会委员――由推举产生。1939年刘峙出任重庆卫戍区总司令，9月15日即被重庆寒衣分会委员会议推举为主任委员，同样市长贺国光，党部主任洪兰友，三青团重庆支团部主任陈介生，卫戍总部政治部郭主任一予、市商会温主席少鹤也在此次会议上被推为常务委员。1940年8月29日重庆市各界征募寒衣运动筹备会议第二次会议决议：“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为主任委员，市政府、市党部为副主任委员；市参议会、市总工会、市商会、市妇女会、卫戍区总动员会、三民主义青年团重庆支团部为常务委员。”[3]同时，重庆寒衣分会的办事机构――正副总干事、三组正副组长――亦由推举产生。在1939年，“推举卫戍总部政治部赵冠先为总干事、市党部周德候为副总干事。推举市政府、市动员委员会为总务组正副组长，三民主义青年团重庆支团、全国妇女慰劳会重庆分会为征募组正副组长，卫戍总部政治部、市党部为宣传组正副组长。”[4]1940年，“卫戍总司令部政治部、市党部为正副总干事；市动员委员会、市党部为总务组正副组长；三民主义青年团重庆支团部、妇女慰劳总会分会为宣传组正副组长；市参议会为征募组正组长；市商会、市总工会、银行公会、市妇女会、卫戍区动员会、社会局、警察局为副组长。”[5] 　　全国寒衣总会通过每年度的征募寒衣运动计划对重庆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