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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残疾人”界定的立法完善 　　摘 要： 随着社会对于残疾人在认识上的不断深入，对残疾人的法律界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历史内涵。从语言以及文字描述中改变残疾人在相关立法中负面词语的使用，是从形式上对于残疾人群体的一种平等化评价。应以此种平等化评价为基础，在社会中广泛推广对于残疾人群体的平等认识，逐步将保障残疾人权益的主动权从政府转向社会，再转向残疾人自身，使其成为引导残疾人权益保障的主导力量，促进残疾人法律保障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关键词： 残疾； 残疾人； 立法 　　中图分类号： C913.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4）03-0105-04 　　一、西方早期关于“残疾”界定的社会历史进程 　　关于“残疾”的界定，从历史以及社会角度来看并不具有恒定的内涵与外延，不同的历史以及社会环境往往会为“残疾”设定不同的界限。在针对早期人类发展的历史描述中，无论是残疾或者是具有不同程度残疾的个体均没有较为完整以及具有体系性的论述，但从社会意义上来说，对残疾以及残疾人的社会认知主要经历了三个渐进性的发展阶段。 　　（一）宗教界定阶段 　　早期的希伯来人曾经认为有缺陷的人是需要被保护的人，《圣经?利未记》中记载“不可以咒骂耳聋的人，也不要将绊脚的石头放在眼睛看不见的人面前。”[1] 同时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旧约与新约中却也都认同对于残疾的另一种负面评价，认为残疾是一种源自上帝的对于过错的处罚，残疾人群被明确否定成为神职人员，也不可避免地被否定于社会正常群体活动之外。 　　时至中世纪的欧洲，对于残疾以及残疾人的界定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社会从宗教的角度将残疾以及存在残疾的个体界定为一种被魔鬼诅咒了的存在，是应该被处死或者至少也应该被排斥在正常社会群体之外存在。不过，负面的评价并没有阻碍教会出于慈善理念为残疾人群提供各种救助的渠道，尽管这样的救助掺杂于疾病、贫穷等各类需要救助的人群之中，并不针对残疾人群体实施，但是这些救助不仅确实地解决了残疾人的基本生存所需，也为后来的残疾人机构化救助奠定了基础。 　　（二）生物学界定阶段 　　到了18世纪的启蒙时期，随着科技发展带来的医疗技术革新，残疾人群有了新的社会境遇改善。独立医疗机构的创立与稳步发展带来了医疗、教育、收容等多元化独立综合性的社会救助，残疾人开始有机会接触教育并且可以基于自身的生理缺陷问题获得相应的医疗救助。与此同时，医疗技术革新与教育革新为残疾人带来的最具有进步性意义变革是使残疾人首次与贫穷、疾病人群相分离，残疾不再与贫穷、疾病形成必然的联系，通过这些有针对性教育与医疗，残疾人可以跳脱出基本的生存问题，可以正确的认识自己身体所具有的生理问题，接触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为残疾人进行自我认知、发展自我意识奠定了条件。 　　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有效地促进了这些社会救助系统的进一步完善，但是并没有有效地转化对于残疾人群的负面认识，针对残疾以及残疾人的界定由早期宗教意义上的源自上帝、魔鬼的负面界定转为具有生物学意义的负面界定。达尔文的优胜劣汰理论从科学角度加剧了普遍社会对残疾以及残疾人认知，有优生主义学者开始提出了将残疾人与正常人的隔离，并被阻止其后代的衍生的论点，而这一论点在德国纳粹时期被发展到极限。1933年7月，纳粹政府颁布《防止具有遗传性疾病后代法》，1935年10月，进一步颁布了《保护德意志民族遗传卫生法》，通过立法对残疾人群实行禁止结婚、强行绝育等措施；1938年，纳粹政府开始实施屠杀残疾儿童计划，1939年，更是推行了屠杀残疾成年人的计划。对于残疾以及残疾人的生物学否定界定被纳粹发展为极端的去残疾人、优化种族暴行，对于残疾人群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进而引发了残疾人群体自我意识的爆发，并促进了整个社会对于残疾以及残疾人群在认识上的反思。 　　（三）法例保护界定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社会的普遍动乱，平民百姓流离失所，不少残疾人赖以生存的救助机构也由于缺乏必要的物质支持而关闭，残疾人不得不离开救助机构走进社会寻找生存与发展的机遇。在之后的漫长时期里，离开救助机构带给残疾人群的不仅是生存的挑战，也是融入正常社会、消除隔离救助实现外部环境的改变机会。在这一艰苦的适应过程中，残疾人不仅为自己积蓄了生存的基本能力，也形成了有效的自身保护意识，并且学会为自己争取应该获得的社会权益，同时推进了外部社会对于残疾以及残疾人的新认知。政府机构开始了一系列针对残疾人群的去机构化运动以及相关保护措施，帮助已经融入一般社会的残疾人群更好地适应生存环境。比如，美国1973年康复法（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第501-504条，延伸了1964年民权法案中对公民权的保障，并进一步将这些权利赋予残疾人群，保障残疾人群不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