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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水权的反思与重构 　　作者简介：刘卫先，法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山东 青岛 266100） 　　① 笔者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中用“水权”这一主题进行检索发现，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有关水权的论文只有6篇，其中有2篇直接提到水权，但没有对水权进行深入分析。如果以“水权”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这三十年中只有3篇论文，其中只有1篇谈到水权，即王巨光发表于《世界知识》1962年第24期的《水权之争》。该文只是谈到水源地所有权，并没有对水权进行详细研究。一、引言：我国水权研究的兴起 　　新中国成立伊始，水资源公有制即被确立。“所有河流湖泊均为国家资源”，任何人民团体或政府机构要举办“水利事业”，都必须先向“水利机关申请取得水权”\[1\]。尽管国家政策在此明确提到了“水权”，但由于当时用水量不大，水污染也不严重，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尚未出现，水权尚未得到学者的关注。这种现象从建国初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①。在这一阶段，国家对水资源的管理主要是对水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即新修水利工程、增加供水量、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对水资源的取用是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依附于水利工程或按照传统习俗进行的。 　　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对水权的关注和研究有所增加。尽管我国1988年颁布的《水法》明确规定取水应取得许可，但由于当时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背景下，取水许可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