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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怎样成为“国文” ——以民初中学教科书为中心的考察 陈尔杰 内容提要：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选者们，试图将自己所理解的古文 “义法”，转换为在学堂中讲授的“国文”，通过新式学校教育传承下 去。他们一方面尽力遵循民国教育部关于“国文”的一系列指令规程， 以适应新式教育的要求，同时也尽可能地在其中容纳个人的文章趣味与 文学观念。从选文范围、编选次序、文体分类等角度重新审视这批教科 书，可以看出，它们是上述两种合力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兼有传统文章 选本与新式教科两重面貌。 关键词：民初国文 文体 选本 文章义法 新式教育 一 民初国文和“桐城古文” 在新文化运动打倒“桐城谬种”以前，民初中学堂里教授的“国文”，是 陈腐的“桐城古文”——自从五四时代以来，这个指责被多次重复，几乎已成套 话。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人士的议论，属于论战文字，暂且不论。就“学术 史”而言，这个判断的奠定者是黎锦熙。他在1932年撰写《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 文选本书目提要》一文，以辛亥作为分界，将五四前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变迁， 分为“姚选”和“曾选”两个“标准时期”，前期“坊间始依钦定课程编印国文 教科书；中学以上，所选大率为‘应用的古文’（胡适氏用以称桐城派者），其 高者亦不出姚氏《古文辞类纂》等书之旨趣与范围”；后期则“中学学制无甚更 张，所出国文选本，惟内容稍稍扩大：高年级略选经籍，似乎至此始知由姚选而 进取法乎曾选之《经史百家杂钞》也者；又稍稍羼入诗歌。” 1 黎锦熙考察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清末编纂而“今（30年代初期）尚有用 之者”的中学国文课本2种，即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纾编《中学国文读本》（8 ·141·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2年第2期. 册），以及吴曾祺编《中学国文教科书》（4册），民国初年4种，即商务版许国 英编《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4册），中华书局版刘法曾、姚汉章编《中华 中学国文教科书》（4册），中华书局版谢蒙（谢无量）编《新制国文教本》（4 册），及宏文图书社版《国文读本》（4册）。相比之下，《民国时期总书目》 “中小学教材”卷所收录的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仅多出中华书局所出潘武编 《国文教科书》（前后2编）、中国图书公司所出陆基编《中学新国文》（4册） 两种。加之黎文写作年代较早，具有开创性质，文中一系列判断的影响，也就 颇为深远。后来的研究者即使不见得沿袭他的分期方法，也大多赞同他总的判 断，认为20世纪头二十年的“国文”，不外乎姚、曾一脉的“桐城古文”。例如 徐雁平便曾引该文为据，断定“在1919年以前桐城古文基本上是中学国文教育的 范本”，“桐城古文的势力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要超过我们已往的设想”，并认为 “这也就是五四新文学为什么要将革命的矛头直指桐城派而不是魏晋文派或骈文 2 派的另一种原因”。 不过，黎锦熙的概括其实并不能说明民初国文的完整面貌，以他自己曾参与 编写的宏文图书社版《国文读本》 3 为例，该书在《叙例》中严词痛责“义句于 儒言，辞疏于节制”的“欧苏王曾”派“宋文”，以及“谫陋之士，科举之徒” 所提倡的“八家不伦之称，义法自尊之说” 4 。从具体选目来看，取材视野极为 宽泛，无论是桐城派文章，还是他们所宗祧的唐宋“八家”文，所占比例都并不 大，传统选本多半不取的裴秀《禹贡九州地域图序》等史地文章，《佛说四十二 章经》《净饭王手书召世尊》等佛经文字，《穆天子传》《说苑》《拾遗记》等 古小说故事，在这套书里全都入选。简直可以说，五四以后新文化人提出的， “除古文家所承认之‘正流’唐宋八家及桐城派外”，在中学国文中容纳“‘别 流’如佛经，语录及……诸家之疏证文等” 5 的设想，已经在这套宏文版《国文 读本》预先实现了。这些见解和办法，岂是“桐城”派的文章路数所能容纳？ 据张舜徽追记，宏文版《读本》的主编刘宗向，是“能为文章”而且“讲 求韩欧义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