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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赵国的定都与变迁 　　自公元前453年赵氏建国，到公元前228年秦军攻人邯郸灭赵的200余年时间里，赵国三选都地：初都晋阳 今山西太原西南 ，后迁中牟 今河南鹤壁西 ，再迁邯郸 今河北邯郸 ，它的定都和每次迁徙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但其目的都是为了适应赵国发展势力、称霸诸侯的战略决策。 　　关于赵国都城的状况和迁徙，学者们已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如马世之从政治秩序角度来考察赵都中牟，曹桂琴从中牟的地理位置、军事地位、物质基础的优越性来探讨赵都中牟，史延廷从邯郸城的战略地位、历史地位来分析赵都邯郸。但前贤们鲜有把赵都作为一个整体的过程来进行统合分析和研究的。本文从赵国战略发展的趋向、社会历史背景、自然因素等方面，对赵国初期定都、屡迁都城作进一步的探讨。三家分晋时，赵氏卿族虽没有得到周天子的分封，但实际上是以诸侯国的面貌出现在战国政治舞台上，遂后赵氏便把治邑内最大的一个根据地晋阳作为国家的都城。 　　晋阳位于太原盆地北缘，地理位置具有举足轻重的军事和经济战略意义。军事上，具有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优势；经济上，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畜牧业、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发达的畜牧业可以为赵国提供充足、优良的战马。晋阳附近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铜、玉藏量异常丰富，是发展冶铜、制玉等手工业的天然资源。经济是基础，有了经济基础，政治战略、军事战略的实施便有了物质保障。 　　其实，早在三家分晋前，赵氏对晋阳就已情有独钟了。赵氏四周虽有不少可以开发利用的土地，然而，西边是秦国；南边是各诸候在名誉上共同推尊的宗主国周天子的领地，还有虎视眈眈的韩氏卿族、魏氏卿族；东面为卫、郑等诸侯国。从政治角度出发，此时的赵氏作为一个卿族应尽可能的避免与它们发生冲突，以便在当时的国际政治舞台上立稳脚跟。为实施这一发展战略，赵鞅 简子 为赵氏制定了“北进策略”：营建根据地晋阳，使晋阳不仅具有“城郭之完，府库足用，仓廪实”的坚强保障基础，并且其“公宫之垣，皆以狄蒿苫楚腐之”，可在战时制作箭矢；其“公宫之室，皆以练铜为铸质”，可在战时改造兵器。而且“民无二心”，尹铎在营建晋阳时请示赵鞅：“以为蚕丝乎，抑为保障乎?”赵鞅回答：“保障哉!”于是尹铎就减少了晋阳纳税户的数目，通过此举来减轻民众的负担，争取民心。后赵鞅对儿子赵襄 无恤 训戒说：“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晋阳为归。” 　　赵氏父子对晋阳长期的苦心孤诣的经营，为赵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赵氏立国、称霸诸侯做了充分准备。虽然，晋阳作为赵国早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时间相对较短，但它却是名副其实的赵氏发轫地。 　　自赵氏联合韩、魏、智氏消灭范、中行氏而瓜分其地开始，经赵鞅卒后赵无恤吞并代国，收复中牟和联合韩、魏消灭智氏而三家分晋，至赵迁都中牟期间，赵氏依托晋阳的军事堡垒，基本上完成了与韩、魏两国对晋国领土的瓜分，从而也基本上奠定了赵国南部及东部的疆界，自此赵国的疆域开始和魏、韩、齐、燕、中山等国接壤，极大地拓展了领土，拥有了千里沃野。 　　“卜都定鼎，计及万世，必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相天下之势”是战略上的一种全盘考虑。战国初期，为了适应更为激烈的兼并战争局面，参加中原角逐，进而图霸中原，赵国需要选择一个靠近中原，便于东向发展，方便赵北部广大领土与晋东南地区的联络，同时又要拥有一定经济文化基础和优越地理位置的城邑作为新的都城。这样，迁都中牟便成为赵国实施向中原发展的战略选择。 　　中牟因其位于太行山区与华北平原的结合部，据晋、冀之咽喉，成为一方战略要地。《左传·定公九年》载“晋车千乘在中牟”，可见中牟在春秋时已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军事重镇，是“三国之股肱，邯郸之肩髀。”《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赵襄子时“王登为中牟令”，赵襄子曾授权王登可以在中牟任命中大夫官员，中大夫是晋国重位，而赵襄子授权中牟令王登以中大夫的授予权，既是对王登的信任，也是中牟地位重要的体现。另外，由于中牟地处中原，所受文化熏陶也较浓。《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中牟之人弃其田耕，卖宅圃而随文学，邑之半。”襄子时期中牟有名志士中章、胥己“其身甚倍，其学甚博”。可见中牟还是一个文化繁荣的城邑。又《吕氏春秋·博志》记载，著名士人宁越“亦中牟之鄙人也”。他在中牟经过15年苦学，学成后前往洛邑为“周威公师”，计其在中牟学习的时间，正是赵献侯执政之时。由此可知，中牟是具备建都所必备的战略地理和文化条件的。 　　但赵氏迁都中牟的直接原因却与内乱有关。史载，“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为献侯”。赵襄子感念伯鲁兄让位于己，去逝之时，传位于伯鲁之子代成君周，代成君死，子浣继任。但襄子之子桓子自以为嫡传，又是献子的叔叔，于是违背其父意愿，凭借实力发动政变，逐走献侯。桓子在位仅一年死去，献侯复位，为避开桓子残余势力，“献侯少即位，治中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