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歌的地理学关系.docVIP

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歌的地理学关系 　　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歌(以下简称华文诗歌)是汉语新诗创作版图中极其重要的板块，其对于汉语的现代诗性表达的贡献，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并不逊色于大陆主流板块。作为世界性的诗歌现象，同一文化渊源的华文诗歌在其发展中有相同或相似的问题，同时华文诗歌在世界各地又自成格局。对于华文诗歌的研究我们更习惯于从现当代历史进程作同步于中国大陆文化的考察，虽然从未忽略华文诗歌的地域环境和国际背景因素，但对于华文诗歌在创作、传播和影响等重要环节的地理关系，仍然缺乏整体的关注。不同板块的华文诗歌研究，如果仅仅就不同板块的政治文化特征展开是远远不够的。对华文诗歌的各个地域和板块的特征性考察，实际上还是针对不同区域时代性和历史性的文学解读，是各个区块时间性因素的研究。要全面深入地研究华文诗歌，须引入空间性的考察因素，而空间性的考察必须通过地理关系进行。 　　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认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存在方式：“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社会关系将只能存在于‘纯’抽象领域”①承载华文诗歌的台港澳和海外各地，在华文诗歌这一统一目标下相互间构成了一种社会关系，同时也与中国大陆构成了这样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空间解析便是地理关系的研究，是真正的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因为对于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歌来说，相比于中国大陆的诗歌文学，是一种地理关系的殊异，而不是时代关系的差别。地域差异所形成的诗歌风格、诗人个性等等，我们都需要将其理性化上升。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主要关注空间的美学价值，这种研究理念和视域对于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歌的研究是一种拓展。文学地理学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其目的首先是在于重新发现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文学空间，其次是从文学空间的视境重释与互释文学时间，最后则是重新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②陈寅恪早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就特别强调编著文学史应做到“时间先后”与“空间离合”的交相融合，这的确很有预见。④杨义近些年来所作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理论思考和研究成果，为这种思路提供了导向。“把地图这个概念引入文学史的写作，就是利用阿特拉斯脚踏地理空间、头顶青天的精神空间，配合着我们历史叙述的时间维度，构成了一种多维度的文学史结构。因为我们过去的文学史结构基本上是一个时间维度，但是地理维度和精神维度比较缺乏。”@地理纬度的确不同于时间纬度，但如果将地理纬度的考量仅仅理解为特定区域诗歌现象的地理分析，则同样会落人时间纬度考察的老路，变成这一特定区域诗歌的历史性研究。因此，必须在地理差异等地理关系上进行整合性考察，才可能进一步解释华文诗歌区域形态及其基本分布规律。探讨地理的差异是为了整合而不是为了隔离，整合才是地理维度理性的叙述，展示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歌的完整性和民族的多样性，在这种多元互动和整体发展中来显示它全部的、显著的特征。 　　华文诗歌的地理学研究并不完全是像陈寅恪，还有斯太尔夫人所注意的南方与北方的地域差异，那只是风格学上的，我们研究的是当代文学创作的本质现象和基本规律，在这种规律中融入地理的考量。华文诗歌版图的复原是为了回到诗歌历史的真实，再以此展望华文诗歌的发展趋势，“台港及海外华文诗歌，20世纪50年代以前基本上和大陆诗歌处于同一个固定模式中；50年代起，则走向了向西方现代诗急剧靠拢的时期；60年代后，又逐渐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80、90年代，仍沿着上述发展态势开拓，从作品内涵及艺术130形式上看，以下几个特征似更明显：一是对人的生命力的展示。二是对故土及传统文化的回归情结愈加浓重，三是对禅道精神的追求。”㈤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澳门、东南亚、北美、欧洲、澳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华文诗歌将形成多声部大合唱。具体诗歌场景的变化必然会引发整体诗歌版图的变化，而整体诗歌版图的变化又决定着具体诗歌场景的变化方向与节律。因此，将这二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可以在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上为建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歌的地理学体系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也可以克服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歌地理独特性的模式泛化现象与倾向。 　　但我们的学术目的不完全是“还原”或“复原”，还需要面对和总结华文诗歌创作的时代性命题，这就是地理因素的普遍性摄入，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就是考察文学现象的地理关系，通过地理关系解释文学发展的基本形态、基础生态和基本规律。诗学与地理学之所以能够融合的中介点是诗人，在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歌的地理学关系研究中，核心关系是诗人与地理的关系。诗人地理关系的内涵依次包括：第一，诗人籍贯地理；第二，诗人活动地理；第三，作品描写地理；第四，作品传播地理等四个层次。上述几个层次的影响力对于具体的诗人而言并不是均衡的，考察诗人和地理之间的关系，既可以深化诗人主体、诗歌作品与地理空间之间的认识，又可以丰富共时性、历时性的台港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