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教育与培训对非农就业的影响.docVIP

学历教育与培训对非农就业的影响：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理论体系最终构建应归功于西奥多·W·舒尔茨，他也被誉为“人力资本之父”舒尔茨指出，人力资本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人力资本是投资形成的，投资渠道有五种:包括营养与医疗保健费用、学校教育费用、在职人员培训费用、择业过程中所发生的人事费用和迁徙成本。为了验证这一理论，舒尔茨采用定量方法测算了人力资本投资中最重要的教育投资对美国1929一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其比值为33%，足以说明人力资本投资的高收益率。【1】自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以来,研究者们就人力资本与非农就业关系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而教育与培训是人力资本的两个重要维度。 教育与非农就业规模影响： 出于可量化的原因，现有文献主要从教育水平.对非农就业规模来考察这个问题。发展经济学的传统模型中，托达罗模型首先讨论了人力资本对非农就业影响的。该模型认为，由于在城市部门的就业中，雇主往往喜欢雇佣那些受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劳动力，教育信号成了劳动力市场决定劳动者能否被雇佣的一个主要因素。这样以来，对农村居民而言，如果他受的教育水平比较高，则意味着他在城市的就业概率大，而就业概率的增加又会使其预期收益上升，从而他们迁移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因此，如果在农村不加选择地来普及和提高教育水平，则会使乡一城人口流动速度进一步加快，这同样会加剧城市的失业问题(Todaro)。[2]推拉模型及其后来的扩展模型也对人力资本与非农就业规模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人力资本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节约了劳动力，对非农就业产生了推力;在非农劳动市场上，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更容易获得工作，这对非农就业产生了拉力作用。因此，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改善能扩大非农就业规模。也有研究者从劳动者个人的角度来分析，Benjamin[3]认为，劳动者面临两种类型的工资:保留工资与非农工资，保留工资指不参加任何非农工作获得的工资收入，主要就是指农业收入。当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时，两个工资都可以增加，而一般情况是非农工资的增长率高于保留工资的增长率，因而出现了非农就业规模增加的现象。 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农村劳动力的乡一城人口流动视角进行的。苗瑞卿等(2004)[4]构造了一个两部门的劳动力转移模型，实证分析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影响因素，结论显示，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在人力资本存量上有较大差距，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无法同城市劳动力竞争，而且差距越大，转移的规模就越小，速度越慢;反之，规模就越大，速度也越快。李勋来等(2005)[5]以推拉理论为基础，建立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对劳动力转移规模有着显著的正影响，并测得劳动力转移规模的人力资本弹性系数为0.75，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对劳动力转移规模的影响率为15.44%。 教育与培训对农民非农参与的影响： 教育对于农民非农就业的影响主要指的是农民接受教育的年限。Benjamin et a.l (2000)[6]指出,受过教育的农民能更好地利用经济转型。那么,经济转型在这里就是一个“机会”。如何更好地利用关于收入盈利机会的信息,对不同教育水平的人而言是完全不同的。受教育多的,或者直接因为他们的教育、或者作为对固有能力的反映,更有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得以发展。如Knight Song(1999)[7]的研究就强调了教育对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重要影响。研究者还就教育对非农就业的影响展开了实证分析,如Laszlo(2003)[8]使用秘鲁的调查数据证实,更高的教育水平可使劳动力有机会获得更好、更盈利、工作时间更短的工作。李实(2001)[9]利用1996年山西省10个村的调查数据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外出打工行为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较高的文化程度有助于增加她们外出打工的机会。可见,教育在帮助劳动力获得非农活动机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Janvry et a.l, 2005),[10]而且越来越多的调查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对非农就业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大(Zhang Zhao, 2002)。[11] 还有研究对教育增加非农就业的概率进行了具体计算.Huffman(1980)[12]对276个研究对象的实证表明,教育可直接增加劳动力从事非农工作的概率,其弹性为1.李实(2003)[13]的统计分析显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与文盲劳动力相比,在1988年获得非农就业收入的概率高出近10个百分点,在1995年要高出20个百分点;而与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相比,在1988年要高出约8个百分点,在1995年要高出10个百分点。 另外，还有一些文献有不同的结论。Yang(1997)[14]的研究发现，家庭中最高教育水平的人对农业的配置效益贡献最大，但这种贡献对是否参与非农工作并不明显。Beyene(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