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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当代藏族女性汉语文学 　　藏族历史上,广大的藏族普通妇女、女奴没有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她们把信奉佛法、吃苦耐劳当成解脱现实苦难的唯一工具。解放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藏族妇女的教育问题,通过建立各类学校和各种形式的妇女扫盲、文化学习、技术培训等方式,广大藏族女性广泛地接受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藏族女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她们以骄人的业绩,成为现代化建设名副其实的半边天。解放前,文学写作对于藏族女性而言,无疑天方夜谭。经过短短的半个多世纪,藏族女性中就涌现了益西卓玛、央珍、梅卓、德吉措姆、白玛娜珍、格央、桑丹等作家,她们成为当代藏族文学发展不容忽视的力量,她们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改写了藏族女性的历史,使得几千年来一直处于沉默失语状态的藏族女性,不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且逐渐从藏民族历史深处走来,并以一种崭新的姿态书写自己的历史。 　　“只有将一部作品或者一位作家置放于文学史的长链之中,某些传诸后代的东西才可能逐渐鲜明、清晰、固定,从而被称为文学传统。”相对于主流文学来说,民族文学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而作为少数民族的女性文学,无疑处于边缘的边缘。笔者曾翻阅了五套2005年以来国内出版的较有影响并广泛使用的大学中文系各专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只有一套教材设专门章节谈论女性文学,而谈论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和作家的教材几乎没有,甚至在当代一些女性批评家那里,少数民族女作家及其作品往往处在批评所不及的角落。处在双重边缘的少数民族女性写作更是缺乏现成的、连贯的文学传统。于是,受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以及多民族文学影响的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在不断的文学书写过程中努力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文学传统,实现女性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双重身份体认。 　　第一位发出藏族女性声音的是女作家益西卓玛,她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新女性。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发表纪实散文《山谷里的变化》,电影剧本《在遥远的牧场上》和短篇小说《美与丑》,1981年出版了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儿童小说《清晨》,也是当代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女性创作的长篇小说。作为藏族女性的第一个文学书写者,益西卓玛的小说获得了远远超出了文本本身的意义。她的革命经历使她对社会人生的认识有了自觉的高度,她没有刻意突出自己的族别,只是关注自己身边最熟悉的人和事,但对母族文化的热爱,使她自然地回归了本民族的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尤其是人物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和生活环境、民风民情在她的小说中都有生动表现。她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的性别,而女性纤细的感受,融会在她小说的字里行间。 　　20世纪90年代以来,藏族女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中逐渐受到关注。历史的机遇使得出生在60年代前后的女性作家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代藏族女性作家走进了当代读者的视域。央珍、梅卓、白玛娜珍、格央、完玛央金、德吉措姆等,她们在各种体裁领域遨游。这一批女性作家的年龄、文化修养、个人经历等都具有新时代的特色和优势。她们步入文坛的时候,正值中国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知识界大量翻译和介绍域外作家作品,各种文艺思潮、哲学思潮等,这一批受到规范汉语文教育的藏族女性作家难免受其影响,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既有在母族文化背景下成长的过程,又有接受汉文化规范教育的经历,多元文化背景对这批作家走上文学写作道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她们在经历了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文化交融和碰撞后,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的观点,构筑藏族女性写作特有的风景线。 　　上述女作家中,除德吉措姆等作家采用汉藏双语创作外,其他作家基本以汉语写作。她们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纤细的心灵去呈现自我,把握世界,展示自己对民族、性别、生命等的独特理解,处处显示出对母族文化之根的追寻和热爱。她们大多选择诗和散文这两种最适宜表现女性情感的文体步入文坛,表达她们个人的情感(包括爱情)体验,并在这种体验上打下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印记,传达出鲜明而又带有民族文化色彩的生命意识以及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展示了藏族女性的生命意识及生存状态。 　　央珍的《无性别的神》是藏族女性写作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无性别的神》被誉为“西藏的《红楼梦》”,“一部客观探索西藏心灵历史的小说”,“塑造了西藏的官员、贵族、僧侣、尼姑等不同阶层的艺术形象,精细地展现了藏族上层的典章制度、生活风俗、服饰饮食等多方面的细节”(出版前言)。德康家族的二小姐央吉卓玛那双机敏而又仁爱的眼睛成为小说叙事的一个独特视角,作品通过二小姐央吉卓玛和小女奴拉姆的经历和命运,把眼光投向生活于传统藏族文化氛围中的各色藏族女性,展现了她们既遭受来自父权文化的压迫,又隐忍于民族宗教传统文化的精神束缚的历史处境。三所庄园,一个寺院,各色人物,上演无数女性的人生悲歌。而小说中叙述的藏民族的民俗与宗教教规,在作者央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