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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3期 文化安全的三种思维方式与政策导向 刘跃进 （国际关系学院 公共管理系，北京10091） [摘要] 现今实际处理和理论思考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时，始终有三大关系纠缠在一起，一是本族文化与异族文化的关系；二是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关系；三是集中反映了前两种关系的文化民族性与文化先进性的关系。与此相应，在处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时也有三种不同思维方式，一是把“本族”与“异族”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即“我-你”对立的思维方式；二是把“先进”与“落后”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即“好-坏”二元化的思维方式；三是“民族性”与“先进性”综合考虑的思维方式，即“我-好”综合的思维方式。保持文化的民族特色和追随文化的时代进步，始终是一个需要很好处理却又难以很好处理的重大关系。只有把文化在整体上区分为“没有先进落后之别的文化”和“具有先进落后之别的文化”两大类的基础上，才能处理好文化安全中的民族性与先进性关系问题。对于“没有先进落后之别的文化”，如语言、服饰、饮食、艺术等等，大力保持文化的民族性或特色文化，是维护和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要求，这方面一味追求“异国情调”，特别是政府导向追求“异国情调”，不利于国家文化安全的保障与维护。对于“具有先进落后之别的文化”，如科学、技术、军事、政治等等，大力追随文化的先进性或先进文化，是维护和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所在，这方面一味强调“民族特色”和“特殊国情”等，不仅不利于国家文化安全的保障与维护，而且会阻碍甚至严重阻碍国家的文化建设、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在“没有先进落后之别的文化”领域不能有效倡导、保障和维护民族文化甚至削弱民族文化，在“具有先进落后之别的文化”领域不去积极引进、倡导和推广先进文化甚至压制先进文化，是政府文化安全政策和实践导向中存在的重大偏差和失误。因此，虽然在文化安全实践中需要公民个体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安全意识，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须有科学、正确和恰当的文化安全政策和文化安全导向。 文化安全问题虽在古代已萌芽，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真正出现和突出表现，只有到了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以后，特别是在西方列强对东方国家实行殖民侵略政策、东西文明冲突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才逐渐成为现实。当时，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先进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经济基础、政治军事优势，不仅对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军事侵略和政治压迫，而且也进行文化侵略、文化渗透，搞文化霸权。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因此而变得更为突出和明显。 虽然长期没有“文化”这样的术语，“文化侵略”“文化渗透”等程度“文化安全”一词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偶见于中文文献，如费春放翻译的安东尼·塔特洛《东亚戏剧：跨越时空的挑战》一文，就以东亚经济技术的兴起为切入点，以东亚戏剧为例子，说明作为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带来的一种后果，东亚文化“现在反过来正作为一种很物质的力量扰乱西方的文化安全”，但是，中国大陆真正的文化安全研究则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具体来说，只有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文化安全”才真正成为一个学术问题引起国家安全理论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也才作为一个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被认真对待和研究。进入21世纪后，文化安全研究在中国大陆逐渐成为一个热点，不仅是国家安全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把其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进行深入研究，而且包括语言学在内的不同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也把其作为一个新的学术切入点从不同侧面进行研究。正是在国家安全研究和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学术力量推动下，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思潮带动下，中国大陆官方在21初开始越来越公开、越来越集中地讨论国家安全问题以及包括文化安全在内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文化安全虽然已经比较深入，涉及了一些重要的学术理论问题，但却依然难以解释和解决一些关键性学术理论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文化需要安全，什么样的文化不应该安全。对于像中国这样在近代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东方古国来说，现今理论思考和实际处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时，特别是思考和处理什么文化应该安全、什么文化不应该安全时，始终有三个重大关系纠缠在一起：一是本族文化与异族文化的关系，二是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关系，三是集中反映了前两种关系的文化民族性与文化先进性的关系。这三大关系是在历史上不同时期显现出来和被思考处理的，而这种递进式的历时性显现，反映了三种不同思维方式，一是把“本族”与“异族”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我-你”对立的思维方式；二是把“先进”与“落后”绝对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