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教科之“科学”概念的生成与演化(1901-1905) 张帆.docVIP

晚清教科之“科学”概念的生成与演化(1901-1905) 张帆 2012-2-2 8:55:52　　来源：《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 　　摘要：19、20世纪之交，“科学”一词在中国初现，虽与教育相关，却不特指分科教育。新政时期，中国朝野皆以日本教育作为汲取“科学”的管道，使得晚清新教育与日本“科学”紧密结合，从而形成教科意义上的“科学”概念。这种“科学”概念的生成体现了朝野各方“以日为师”方向上的同一性，但“科学”意义之上负载了不同的政治理想。清政府整体移植日本官办教育体系，以期巩固“政教合一”的专制政权。在野士人通过教育接引日本的启蒙思想，从中寻求改造社会的思想资源，二者在政治上的对立越演越烈。教科之“科学”的生成是“科学”概念在教育领域泛化的结果，它在学术与政治两方面都动摇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 　　关 键 词：分科之学/教育/科学　　作者简介：张帆，江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科学”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特指“科举之学”。①近代出现的“科学”与原来的科举之义绝非一事，严格而论，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概念。目前中国语言学界基本达成共识，认为近代“科学”一词来自日本。②日本用“科学”译science，是因为“科学”有“分科之学”的意义。③至19世纪80年代，日本“科学”的含义基本确立，广义而言是具有近代科学特性的各种分科学术，狭义则指自然科学。前人研究多拿“科学”与“格致”直接对应④，考察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涵义，不免以偏概全。“科学”其实是一个建立在分科意义之上的多歧概念，如果可将分科理解为“科学”概念的底色，则各种“科学”便是言说者在这一底色上描绘出的不同图景，自然科学不过其中一义。关于自然科学的部分本文暂且不论，仅讨论分科之“科学”在中国的流变。　　据左玉河研究，自19世纪70-80年代开始，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逐渐接受西学分科观念，传统的崇尚博通之学，逐渐转变为注重专门之学，这种尝试在19世纪末已经相当普遍。⑤因此，在“科学”进入中国之前，西学分科的形式已为国人知晓，作为分科之学进入中国的“科学概念，自然而然地被近代学人所接受。”　　不过，据学者金观涛、刘青峰分析，20世纪初中国的“科学”意义在某些时候指涉新学堂的学科建制，后来几乎发展成为“教科”或是“学科”的代名词，有时也指分科设教的学堂。⑥需要注意的是，“分科之学”并不等同于教科，“科学”从“分科之学”到教科之间似乎发生了某种意义上的转换。本文将关注1900-1905年间，“科学”意义从“分科之学”延伸到教科之“科学”的过程，从中考察概念歧出的轨迹，以及转化的动因。　　一、教科之“科学”初现　　明治初年，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一些日本洋学家以充沛的启蒙精神投身于洋学的普及，“科学”一词的产生即是日本近代教育“西洋化”的产物。1872年，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介绍了地理、物理、经济、历史、伦理等新学科的性质和内容，以“一科一学”表示学术研究分门别类的概念。⑦1874年，西周（名时懋渔人，又称修亮、周助，1829-1897）在《明六杂志》第22号《知说》一文中使用“科学”一词，指出这是一门由“学问和方法融成一体的新学问”，包含了已经专门化的文教史地和自然科学。基本方法是从事实归纳原理，并且用演绎来说明那项原理叙述了的事实理论；被证明了的原理将被应用，发明成为为人服务的技能。⑧　　西周发明“科学”一词时，与福泽谕吉同为“明六社”成员，该社宗旨是从事有关教育的文学、技术、物理、事理等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以达到“会合同志，交谈意见，增长知识”，增进人的品德之目的。他们表达了对于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的惊叹，但更想传播的是物质文明背后自然科学的精髓。⑨因此，这些洋学家普遍缺乏专门的自然科学知识，但却从事着科学思想的启蒙工作。如《明六杂志》几乎不含有探索自然科学的东西⑩，但它却是西方社会思潮的启蒙先锋，而福泽谕吉和西周等人发明“科学”一词也不过想藉此开人智识，缔造日本新的思想体系。可见，日本“科学”的出现应是为启蒙而来，它建立在自然科学之上，却表现出超越科学和技术的思想性与明确的教育指向。　　日本教育在1872年到1890年近二十年的动荡中，先后经历了法国、美国以及德国教育的熏染，最终建立起德国式的教育体系，完成了从“西洋化”到“日本化”的过渡。德国教育对于日本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学术方面专业化程度加深，特别是文科大学的专门研究得到重视。(11)为了配合制宪的需要，日本曾经一度出现“法科万能”的现象。(12)其次，普通教育强调道德培养，加强政治对教育的统治，从而成为培育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土壤。(13)在日本官办教育中，人文社会科学一方面通过学理的建构，完成其系统化的过程，但同时在意识形态的限制下，学术成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