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Q正传》的悲喜剧艺术和讽刺艺术.docVIP

论《阿Q正传》的悲喜剧艺术和讽刺艺术 《阿Q正传》的形式和风格，是并不单一的。是喜剧艺术，还是悲剧艺术，这就值得研究。作品采用何种形式和风格，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作品所要表现的生活内容和作家对生活的态度，以及艺术修养、艺术特长等。《阿Q正传》是要暴露社会的病态和国民精神的畸形，这就决定了作品的主要方面，具有讽刺喜剧的特色。 “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生活中有些东西本来是丑恶的，荒谬的，却偏想装成或说成为美好的东西，有的甚至是真诚地自以为光荣的。作家把这种现象和实质的矛盾，暴露出来，就使人感到可笑。笑，正是讽刺作家特有的武器。阿Q本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丑，不在头上的癞疮疤。更不在贫穷、屈辱、失败，而在于他用种种的瞒与骗的手段，使自己永远得意，永远自以为胜利。总之，他的主观精神状态与实际生活地位，是那么不调和，因此，阿Q这个人物就主要不是使人觉得可怜而是令人可笑了。 鲁迅在作品中，用讽刺的火光去照见人物心灵深处的腐烂，用幽默的笔尖划破社会上的肿毒。作者对赵太爷、秀才、举人以及依附于他们的赵白眼、邹七嫂等，对社会的种种偏见，恶习，燃烧起憎恶的怒火，这是显而易见，毋须赘述的。至于阿Q（还包括王胡、小D、吴妈等）这样有着严重精神弱点的人物，作者虽对他们被压迫的处境是哀其不幸，但因作品的主旨在于暴露国民性的弱点，故仍着重写其思想性格上的假、丑、恶的一面，因而，讽刺幽默是作品的基调。作品前几章对阿Q的讽刺很明显，很集中，即使是最后一章《大团圆》，写阿Q的悲惨结局时，也不是用悲剧的艺术手段，而是用喜剧的手段写出。阿Q被抓到大堂上受审时，一见上面那人的样子，“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在审问中，阿Q虽然说的是实话，但糊涂到了极点；画押时，更是“阿Q精神”十足。到了游街时，他好像知道要杀头了，“似乎发昏了。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他意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于是精神胜利法又占了上风。作品最后一段，是用略带幽默的讽刺手法，写未庄的舆论。 一般地说，悲剧使人落泪，喜剧使人发笑。阿Q的结局的艺术效果与这两者都不同。作者以沉重而非轻松的心情，用讽刺又带幽默的手法写出，因而读者不会流泪，而是欲笑又笑不出声。这就是因为阿Q的可悲的结局，是以喜剧艺术形式演出的结果。 《阿Q正传》表现了鲁迅的幽默讽刺的杰出才能。鲁迅继承了中外优秀讽刺作家的传统。早在日本时，他就推崇果戈理了，说他“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后来更多次赞赏他的“讽刺的本领”，认为他笔下的许多人物，“到现在还很有生气，使我们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读者，也觉得仿佛写着自己的周围，不得不叹服他伟大的写实的本领”。果戈理嘲笑了那些俄罗斯的旧式地主和官僚，但他是带着“含泪的微笑”，希望他们改恶向善。鲁迅指出了他的局限性，说他对地主“讽刺固多”，但又写他们“各有可爱之处。至于写到农奴，却没有一点可取了”。这原因就在于“果戈理自己就是地主”。法捷耶夫比较果戈理和鲁迅时说：“果戈理的《外套》的主人翁是小官吏，而《阿Q正传》的主人翁则是小雇农，这一点足以表示出鲁迅的优点，说明鲁迅的人民性。”鲁迅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对剥削阶级怀着深刻的憎恶，无情地加以暴露，而对于下层人物，则在讽刺、批判他们的弱点时，同情他们的受压迫的处境，希望他们去掉精神上的病毒。果戈理对旧制度不满，又有保留，而鲁迅的讽刺烈火，则是要烧毁整个旧社会。 从阿Q，我们也会联想到塞万提斯笔下的喜剧性人物堂吉诃德。这位充满奇情异想的17世纪初的西班牙乡绅，也和阿Q有相似之处：脱离现实，耽于幻想。所不同的是，阿Q靠幻想来逃避现实，而他是“专凭理想而勇往直前去做事”。他干了不少荒唐滑稽的事，到处挨打受苦，直到临死才醒悟过来，使人“觉得可笑可怜”，他“其实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堂吉诃德的悲剧在于他的主观思想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说得好：“堂吉诃德对于自己的错误还应该付出严重的代价，因为他以为漫游的骑士是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同样地可以并存的。”作者的思想也极矛盾，他不满于现实的黑暗，却又找不到正确的出路，一方面嘲笑了骑士制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理想化的古代骑士精神。所以他在让堂吉诃德出尽洋相的同时，又表现了人物身上许多善良高尚的东西。堂吉诃德的遭遇和阿Q的遭遇有一点相接近，都是在一连串喜剧情节中，深藏着悲剧因素。但是造成悲剧的根源是不同的。阿Q身上也没有塞万提斯赋予堂吉诃德的那些良好品质。阿Q也是值得同情的，但人们同情的是他的苦难，而不是他的品质。由于作者的思想立场不同，对生活和人物所采取的态度也是不同的。 喜剧虽然也有以奇特荒诞的东西作为描写对象的，但更多的是描绘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凡的事情。就这一点来说，鲁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