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赋史”与入周南士撰史风气.doc

庾信“賦史”與入周南士撰史風氣 ——兼論北周南士所撰梁史為《梁書》史源 摘要 《哀江南賦》作為庾信最重要的作品，奠定了庾信的文學史地位。該賦素有“賦史”之稱，自侯景之亂至梁亡之重要史事，皆有涉及，且不乏翔實的歷史細節。筆者仔細比照《哀江南賦》與相關史籍，發現不論是侯景之亂始末之勾勒、某些重要史事的細節、重要武將的事蹟，還是對關鍵人物的褒貶，《哀江南賦》均與《梁書》呈現出極高的一致性。這其中的原因，在於梁朝南士流寓北周之後，曾有一股撰著梁史的風氣。一方面，庾信寫作《哀江南賦》之時，正是這股撰史風氣盛行之際；另一方面，入北南士所撰梁史，正是《梁書》的重要史源。 一 前言 《哀江南賦》作為庾信最重要的作品，奠定了庾信的文學史地位。該賦素有“賦史”之稱，自侯景之亂至梁亡之重要史事，皆有涉及，且不乏翔實的歷史細節。其敘梁武、簡文二帝之見戮，若史書之有本紀也；敘諸武將之抗敵平亂，若史書之有列傳也；論梁亡之因，若史書之有論讃也；敘家風世德、受成書之遺訓，若史書之有自序也。 筆者仔細比照《哀江南賦》與相關史籍，發現不論是侯景之亂始末之勾勒、某些重要史事的細節、重要武將的事蹟，還是對關鍵人物的褒貶，《哀江南賦》均與《梁書》呈現出極高的一致性。 這其中的原因，在於梁朝南士流寓北周之後，曾有一股撰著梁史的風氣。一方面，庾信寫作《哀江南賦》之時，正是這股撰史風氣盛行之際；另一方面，入北南士所撰梁史，正是《梁書》的重要史源。 始自詩三百，中國文學有一種以詩賦諷喻家國興亡的傳統。庾信不少“鄉關之思”的作品，是承接了這個傳統的。而《哀江南賦》能承繼這個傳統，要歸功於背後一套翔實的梁末史料，以及一種成熟而敏銳的史家智識。而這兩者，很可能來自於入北南士撰史風氣盛行之時，庾信參與其中，與劉璠、姚最、蕭大圜、裴政等人共同回憶、撰寫、討論，從而共享的梁末歷史的史料與觀點。尤其是考慮到《哀江南賦》的寫作時間，很可能就在預麟趾學校書之時，正是入北南士彙聚一堂、撰史風氣盛行之際，麟趾殿的藏書給他們提供條件，南士彙聚一堂又使得他們能交換、分享經歷、史料及觀點。 入北南士撰寫梁史，一方面讓庾信寫作《哀江南賦》有了堅實的史料，或者說《哀江南賦》很可能是庾信參與撰史的“副產品”，另一方面又稱為唐修《梁書》的重要史源，故而《哀江南賦》與史籍呈現出極高的一致性，以“賦史”的性質及其文學性，奠定了庾信的文學史地位。 二 北周南士所撰《梁典》、《梁後略》等梁史為《梁書》史源考 姚察、姚思廉父子所修《梁書》，較完備地記錄了梁代歷史。據《舊唐書·姚思廉傳》，姚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而卒。唐初，姚思廉“受詔與秘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思廉又採謝炅等諸家梁史續成父書，並推究陳事，刪益博綜、顧野王所修舊史，撰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魏徵雖裁其總論，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也”。《隋書?經籍志》著錄梁史著作共十七種，均未注亡，唐初自當尚存，且第一種即是謝昊所撰《梁書》，所謂“思廉又採謝昊諸家梁史”，當即指此十幾種梁史著作。其中有姚察撰《梁書》帝紀七卷，姚振宗認為，“此《帝紀》七卷蓋卽姚思廉藍本之僅存者”，也就是說，姚察撰梁、陳二史而“未畢功”，梁史部份蓋僅有此《梁書帝紀》七卷，故姚思廉須“採謝昊諸家梁史”，博採眾家，才能續成父書。 《隋志》著錄梁史著作十七種，其中北周南士所撰有四種，為劉璠《梁典》、姚最《梁後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及裴政《梁太清錄》。此四部書均已散佚，但《梁典》、《梁後略》尚存若干佚文，與姚思廉《梁書》比對，有六條記錄極為相似，列表如下： 劉璠《梁典》、姚最《梁後略》佚文 《梁書》相關記載 劉璠《梁典》曰：“徐摛，起家太學，博士周捨舉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乃爲晉安王侍讀。”（《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八人事部十九引） 《梁書·徐摛傳》：徐摛，字士秀，……起家太學博士，……高祖謂周舍曰：“為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舍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以摛為侍讀。 劉璠《梁典》曰：“張充，字延符，呉人。父緒，特進，有重名。充少不拘細行，肆意畋放。時緒請假還呉，始入西郭，值充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遥望見父，乃脫韝放膺紲犬，向舟而拜。緒曰：‘一身兩役無，亦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歳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緒曰：‘若過而能改，乃顔子矣。’及明年，乃一朝易操，尋師就學，博覽今古，鬱爲名士。”（《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一宗親部一引） 劉璠《梁典》曰：“張充，字延符。父緒，官特進，有重名。充該通《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何良俊《語林》卷二十六引） 《梁書·張充傳》：張充，字延符，吳郡人。父緒，齊特進、金紫光祿大夫，有名前代。充少時，不持操行，好逸遊。緒嘗請假還吳，始入西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