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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税收超常增长分析和税收政策选择 　　我国税收近几年来超常增长，并伴随新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减税浪潮、几年来以扩大支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不明显且面临越来越多的风险，而引来诸多关于减税的争论。但我国通货紧缩的特殊性、现有的税制结构、日益增长的支出需求等因素决定了当前全面减税恐怕得不偿失，但是税收自身独有的特点使得其在当前环境下有所作为。 　　一、对当前税收超常增长的因素分析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税收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年均增收1400多亿元。其中，税收收入从1994年的5126亿元到1999年的1万亿元，用了5年的时间；而到2001年税收收入突破1.5万亿元仅用两年时间。不难看出，我国税收增长呈现出加速之势。 　　从理论上来讲，在实行比例税率的流转税制下，税收（T）等于税基（Y）乘以税率（t），即T=Y·t，从而税收增长取决于税基和税率的变动，即ΔT=ΔY·Δt.因此，税收增长无外乎以下三种可能途径： 　　第一，在其他条件不变（如维持现有税制和征管水平）的情况下，随着经济的增长，税基或税源（Y）自然扩大导致税收增长，我们称之为税收的“自然性增长”。由于在实行比例税率的流转税制下，通常税收弹性系数小于1，因此这种自然性增长尽管导致税收的增长，但不会导致税收的超常增长。 　　第二，通过调整或改变现有税制，如提高税率（t）、增加税种以及扩大征收范围（Y）等，实现税收增长，我们称之为“制度性增税”。它可能会导致税收的超常增长。 　　第三，在既定的税制框架下，由于加强税收征管、政策等因素变化而引起税基（T）的扩大，从而实现税收增长，我们分别称之为税收的“管理性增长”、“政策性增长”。它们通常会导致税收的超常增长。 　　结合我国的实际，首先，我国实行的是以商品税为主体税种、采用比例税率的流转税税制结构，1998年，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个税种的收入便占了整个税收收入的近70%，尽管2001年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也达到了65.42%.因此，“自然性增长”导致我国税收超常增长的可能性很小，尽管有关测算表明2001年经济增长引起的税收增长部分约占税收总增收额的50%.其次，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政府基本上没有采取“制度性增税”措施，仅仅是恢复了属于个人所得税范畴的利息所得税的征收，以及把原有的车辆购置费变为了车辆购置税。前者的数量很小，到2001年利息税才有279亿元；而后者看起来似乎是增设了一个税种，实际上是“费改税”的一项措施，与“增税”无关，应属于政策性因素。此外有必要强调的是，我国在没有实施“制度性增税”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政策性减税政策。最明显的是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还有企业采用国产设备的技术改造可以抵免企业所得税等等。由此看来，实现税收超常增长的“制度性增税”可以忽略不计。 　　至此，我们应该把探寻税收超常增长因素的目光转向“管理性增长”和“政策性增长”因素。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偷逃税现象，造成大量税收流失。这几年通过完善征管体系，强化征管力度，减少了税收流失。据有关方面测算，2001年税务系统加强征管增收近700亿元左右，约占全年税收增收总额的26%.例如，1999年打击走私，关税猛增800多亿元，占了当年税收增量的一半多。就“政策性因素”而言，主要是“费改税”和以前出台的各种优惠政策到期、恢复征税从而带来了税收增长。如1994年实行增值税改革时，确定一个优惠措施，即企业已经入库的商品存货可以抵扣进项税，平均每年抵扣约200亿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抵扣的存货不断减少，到1999年几乎没有可以抵扣的库存了。又如三资企业超税负返还和校办企业优惠政策到期，以及打击走私带来关税增加等。这些政策性因素都会带来税收的增长。据测算，2001年“费改税”等政策性、一次性因素增加了大量税收，约为700亿元左右，约占总增收额的30%. 　　综上基本可以确定，导致税收超常增长的主要是“管理性增长”因素和“政策性增长”因素。 　　二、减税在我国的适用性判断——是否可以减税？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减税指的是通过调整或改变既有税制而减少政策税收，从而降低企业或居民税收负担的一种税收政策。这说明减税首先是一种规范化的调整或改变税制的行动，如削减税种、下调税率、缩小税基；其次，减税的这种制度性安排是个长期的过程，着眼于长期。据此定义，可以发现许多关于减税的争论中，首先在为调整或改变既有税制下的带有非规范化行政色彩的减税政策，不属于减税；其次，在既有税制框架内，任凭偷、漏、欠税的蔓延而不加以阻止，不属于减税，同样通过加强征管清缴欠税等行动而实现的税收增长不属于增税。 　　1.减税在我国适用性的一般判断。一般而言，减税的政策主张无非出于减税的需求扩张效应和供给效应。无论是扩大需求还是增加供给，减税的作用机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