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忠诚：武昌起义前后的盛宣怀.docVIP

危机与忠诚：武昌起义前后的盛宣怀 臧志军 【内容提要】近代中国深陷于民族危亡和王朝倾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危机。当民族命运和王朝统治争相要求人们就对其输诚尽忠时，盛宣怀在武昌起义前后的举动显示其选择了第三种忠诚——对于自身利益的忠诚。这一事例清楚地显示，原本受到来自王朝权力的恩惠并承载着历史无言的重托的中国早期官僚资产阶级只是一个孤独而自私的阶层。他们不仅是社会、政治危机的制造者之一，而且他们的“资本意识”早已屏蔽了“政权意识”、“民族意识”和“历史意识”。他们对于“官僚资本”的忠诚远高于对于历史、民族或者特定政治权力的忠诚，不可能实现来自历史、民族或者政治权力的任何一种期待。 关键词：官僚资产阶级 盛宣怀 武昌起义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中国存在着两种危机：一是国家（民族）的生存危机，二是王朝的统治危机。 危机年代亟需官僚阶层的忠诚，也最能彰显官僚阶层的忠诚。在传统社会中，忠诚一直为中国社会、文化、政治对于官僚阶层的基本道德要求。《论语》中有“为人谋而不忠乎”；《书》中有“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大小之臣，咸怀忠良”；《国语》中有“昔国君问臣事君于我，我对以忠贞……力有所能无不为，忠也；葬死者，养生者，私人复生不悔，生人不媿，贞也”；《荀子》有“忠诚盛于内，賁于外，形于四海”；《楚辞》有“竭忠诚而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肬”。所有这些教诲劝戒，当时的官僚们也许早已烂熟于胸。 当然，国家的危机和王朝的危机性质并不等同。古典时期的孟子早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论，虽其准确含义仍待进一步探讨，但句中显示孟子已注意到国家和政权的差别却是不争的事实。明末清初黄宗羲“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一语，道尽了在封建社会中两种危机的差别以及官僚阶层应作的选择。在近代中国，这两种危机的差别变得更加明显。在近代中国国家生存危机的成因中，有清王朝统治权能走向衰败的因素；在清王朝生存危机的成因中，有屡屡赔款割地、国家生存难以为继的因素。由表象所见，两种危机似乎互为因果、相互激荡。然而，在王朝国家的时代，王朝和国家被视为一体化的存在，作为国家主权的承载者，王朝政权负有维护国家不受侵犯的职责。当王朝政权不能保护其统治下的土地、人口和财产，则引发国家生存。而清朝之所以走向衰败、无以承担起主权载体的职责，就历史趋势、王朝本质而言，虽有不可阻挡因素之作用，但是清朝统治者的专制腐朽、冥顽不化却是这一趋势和本质的特定表现。就此而言，王朝统治危机是因，国家生存危机为果。 既然存在着两种危机，并且两种危机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保国”与“保种”绝非一事，于是官僚们就必须有所选择。或者输诚于王朝而为其殉葬，或者尽忠于国家而推翻王朝。为主为国，两种忠诚，对象不一，结局各异，评价不同，但均存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于“忠诚”的种种理解之中。 然而，在此时，人们还看到了作为官僚中间出现的的第三种忠诚，这种忠诚既不是对于朝廷的忠诚，也不是对于国家的忠诚，而仅仅是对于自身利益的忠诚。盛宣怀此时的忠诚便属于“第三种忠诚。 二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号愚斋，江苏武进人。出生于官绅家庭。1870年，入李鸿章之门下任“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开始了其官场生涯。盛宣怀积极参与了李鸿章主持的洋务事业。1872年，他受命与唐廷枢等人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任会办；1881年，他受命创办了电报局，任督办；1884年后，先后出任署理天津海关道、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等职。1892年，上海机器织布局遭焚，他受李鸿章委托去上海恢复，在原址设立华盛总厂，并担任总办。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将部分官办企业改为官督商办，1896年，盛宣怀等人从政府手中接办了汉阳铁厂，并经营大冶铁矿。同年，盛宣怀被清政府任命为“铁路总公司”总办。这一年，他还开始筹办中国通商银行和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1898年，盛宣怀主持开发萍乡煤矿。1902年，他被清政府任命为工部左侍郎；1908年，出任邮传部右侍郎。同年，差沪任会办商约大臣，并出任招商局董事会会长。是年，他和他人一起，“利用官权，化公为私”，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等企业合并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并自任总理。1910年7月，盛宣怀奉旨返邮传部本任并受命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1911年1月，受命担任邮传部尚书；同年5月8日，“皇族内阁”成立，改“尚书”为“大臣”，盛宣怀成为邮传部大臣。 盛宣怀从事官、商活动的年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逐步加深的时期。当时，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渗透和传统经济形态的瓦解过程中，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随着近代大机器生产企业的建立，出现了早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当时的资产阶级中，有一批人，他们一方面经营新式企业、采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的剥削方式，另一方面又是清政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