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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中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内容提要：通过对两个都市中的流动和移民社区的调查，试图来把握个人、群体与社会之间动态的建构关系。这两个社区是北京的“浙江村”和巴黎的“温州城”，其成员基本上来自温州，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化、生活和社会背景。调查表明，这些背景确实也决定了他们有着相似的行动方式——对其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依赖，不论是在流动和移民信息的传播上，还是在流动和移民的过程中，不论是在经济活动中还是在日常生活里，他们都是用社会关系网络作为运作机制，以此来保存和发展自己，并赋予生活以价值。但是由于流入地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情况的不同，温州人在流动和移民中也对自己所依赖的社会关系网进行调整和修订，以更好地适应当地社会。我们发现，与在北京的温州人相比，在巴黎的温州人中，亲戚关系网的作用在减弱，而朋友和同事的关系网的作用在增强。这里也说明了，对强网与弱网的研究应该把社会场景考虑进去，否则很难区别它们对人们生活的作用孰大孰小。 一、基本情况和调查方法 二、流动和迁移过程中的人际关系链 三、作为生存和发展资本的社会网络 四、延续与变异 ? ? 作者王春光先生，196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模式”一时为全社会所熟知。一提起这个模式，人们自然会想到费孝通教授的著名概括----“小商品、大市场”和“家庭作坊式生产”。（费孝通：1998）[2]这一模式的运行是如何得以进行和维持下来的呢？我们觉得，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比对温州模式内涵的阐述更具有学术探讨价值，因为这个问题反映了温州人如何构建温州模式的机制，从更高的理论层面上反映了个人、群体与社会之间的动态建构关系。 温州模式中的“大市场”，不限于80年代在温州涌现的10大著名专业市场，而是指撒向全国乃至世界的经济交往网络，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网络。这个网络的载体就是“挑担走四方”的温州人，社会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那里有温州人，那里就有市场；那里有市场，那里就有温州人。”那么，市场怎样与温州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呢？为此，作者分别对北京的“浙江村”和巴黎的“温州城”做了比较调查和研究，以探讨温州人在流动中是如何开拓和闯荡市场的。 ? 一、基本情况和调查方法 ? 北京的“浙江村”形成于80年代中后期，位于北京丰台区大红门地区，覆盖10多个村庄，聚居着7、8万温州人和少数其他地方来京人员，已经成为一个集经济活动、生活于一体的准社区，在那里既有生产加工作坊和工厂，又有大型的商场，既有自办的菜市场，又有自办的幼儿园、诊所、餐馆、理发店、运输代理服务等等，“浙江村”内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我生产、销售、服务网络。（王春光：1995）[3] 远在地球的另一头，相隔万水千山的巴黎，也形成了一个人数多达12、13万的“温州城”，既然叫“温州城”，自然里面居住的也是温州人。早在本世纪20年代，已经有温州人到了巴黎，到本世纪60年代温州人逐渐在巴黎的三区聚居，“温州城”开始生成，真正成规模的“温州城”还是诞生于80年代以来，与北京的“浙江村”有着相近的时间背景，那都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尽管巴黎的“温州城”没有北京“浙江村”那样完备的经济活动体系，但是也存在相对独立的一个经济活动系统，比如有生产、销售、雇佣与被雇佣、生活服务和融资等，相对独立于法国的主流社会和经济系统。 北京“浙江村”和巴黎温州城都是由温州人构成，形成时间相近，各自有着相对独立的功能体系和相近的经济活动内容（他们都生产加工和销售服装、经营餐饮业等，前者还经营服装辅料，后者则生产经营皮包等，在当地经济结构上都处于边缘和补充性的地位，没有进入核心位置）等等，所有这一切为作者提供了很好的比较基础。作者于1993年、1994年、1997年对北京的“浙江村”进行长时间的调查，于1998年9月到1999年1月，对巴黎的“温州城”进行了4个月的调查。这几次调查基本上采用了相同的方法，即参与观察法和访谈法。这两种调查方法比之问卷抽样调查等其他方法，更为可行有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两个地方究竟有多少温州人，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因为都有一些温州人是以非法的形式存在的（尽管这两种非法状态有着很不同的性质），因此即使是政府管理部门也掌握不了准确的数据。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没法获得问卷抽样调查所需的总样数量，根本无法进行科学的抽样（当然这并不等于说问卷抽样调查没有不足之处，是最好的调查方法）。 不论是北京的“浙江村”，还是巴黎的“温州城”，它们都是属于熟悉社会这一类型，内部有着很高的同质性。这是我们采用参与观察法和访谈法的另一个重要依据。北京“浙江村”的村民主要来自温州市管辖的两个县市——永嘉县和乐清市，分别占“浙江村”人口的30%和60%，集中分布在北京丰台区南苑乡大红门地区一带的十多个村庄，他们中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