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当代中国大学生贫穷化趋势.docVIP

剖析当代中国大学生贫穷化趋势（上）——从《落泪是金》与《蚁族》谈起“教育是脱离贫穷最快的快捷方式”，这在各个国家都不难听到。但是，在当代中国，我们却观察到，随着高等教育扩张、教育费用攀高， “受教育”竟然未必能帮助人民脱贫，甚至可能是导向家庭贫穷的新原因之一。各种被称为“蚁族”的低薪大学毕业生，不但不容易找到符合专长的稳定工作，也难以偿还他们过去积欠的大笔教育费用，只能低就聚居、残喘维生。一个中国“大学生贫穷化”的趋势，正在成形。它的现象、原因为何，对中国社会有何影响，中国政府于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不论站在客观分析或社会运动的角度，都值得我们关注。　　不久以前，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两三年之前富士康在深圳、广东的工厂，多数被雇用的可都是大学毕业生。因这几年流动率太大、又缺工，才改雇了不少高中、职专毕业生。”我相当吃惊，原来当前中国生产在线的作业员，不少是大学生。这隐显的是，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日益难找到合乎专长的技术性工作，其就业已有了“基层化”、“普罗化”的趋势。　　在进一步查阅相关数据后，通过1995年何建明撰写的《落泪是金：中国贫困大学生生活状况报告》（本文中以下简称《落》）和2009年廉思编辑出版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本文中以下简称《蚁》），诸多资料不但再次证明了中国从1992年实施大学“双轨制”和1998年大学扩招以来，“大学生贫穷化”趋势已隐然成形，甚至有论述说：当前中国大学生，就是一种“弱势族群”。　　为了进一步探讨这样的问题，也为了作为社会运动的参照，我认为值得深入分析中国当代“大学生贫穷化”现象。我在本篇将先就《落》和《蚁》两部著作，从就学到就业，指出的六个中国大学生贫穷化现象，作为讨论起点。在接续的文章里，我将继续探讨其后的“教育和劳动关系”，从宏观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纳入“阶级”观点，分析当前中国大学生贫穷化的结构原因以及可能的影响。　　一、制造贫穷的高等教育费用　　教育的确有让人脱贫的可能，但是“收取高额费用的教育”，却可能制造贫穷。当代中国政府采取的大学高学费政策，可能致使学生及其家庭贫穷。　　在《落》中，作者屡屡以“失落的天之骄子”来形容一批贫困的中国大学生。在他进行采访的90年代中期，不少大学每学年的学费就高达5000至6000元人民币——可能超出当时多数中国农村家庭一年的收入。如果将“大学学杂费数额”与“人民可支配所得”相比，中国从90年代中期开始，恐怕就已是“世界上学费最贵的国家”。为了要供下一代进大学，不知要让多少家庭背上巨额的债务。　　此问题的背后，显现了一个剧烈性的变动。《落》的作者分析了这段历史：“人民翻身作主后的新中国大学生上学，一直延续了‘上学靠国家’的制度，他们不用为入学后的生活而担心操劳。那三四十年里，我们的大学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入学吃用国家包，毕业出来由国家分配工作，所要费心的就是好好听课用功。”“然而实行并轨制度后的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先不说一年几千元的学杂费令多少经济贫困的学子和家长们措手不及，单单上学后的吃饭问题就让学生门愁死了。学校有限的‘奖、学、贷、补、免’常常是给那些成绩好的，本来可能不愁吃穿的学生的，至于学习基础本来就差、又要顾这愁那愁的贫困生们就只能是雪上加霜，苦苦挣扎。”　　这样的现象，尽管在最高学府也同样。《落》提到：“今天的北大是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一所综合高校。今天的北大还是全国2000多所高校中贫困生人数最多的一所大学……北大在校贫困生每年都在3000至4000人之间。”所谓的“贫困生”是指“家庭所得在每月150元人民币以下”的学生。　　二、在学兼差打工，沦为廉价劳动力　　随着高学费的压力，中国大学生自然在上课之余，得要兼差打工。在1995年的调查里，有超过六成的中国大学生得要自行工作，才足以填补生活所需。这美其名是“勤工俭学”，但事实的真相更是，这群不断扩大的大学生，成为中国转型资本主义化后，相当庞大的高弹性、廉价劳动力的来源。　　一名90年代的大学生向《落》的作者说：“一年的大学生活一晃而过，当初我打工挣得的4000多元钱已所剩无几。对于无任何经济来源的我来说，我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为了多挣点钱，我向餐馆老板提出要求一天干两个班。”该书甚至有这样的记载：有人在打工期间到外商公司担任生产线作业员，公司为了“惩罚违规女工，于是就有了要让全体员工罚跪，并声称若有一人不从，就罚其余人‘永远跪着上班’。”　　有不少来自外地的学生更是沦为“盲流黑工”。《落》的作者访问到一位在餐饮业打黑工的大学生，“约定了第一周无薪试用，如以后辞工，老板就去召其他黑工，再辞再招，他省了不少工钱。”甚至，雇主为了控制打工的大学生，擅自对其“没收证件”。　　另一位受访者在日记里提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