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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管制的租金 [美]弗雷德·麦克切斯尼 李政军[1] 译 “源于管制的租金（rents from regulation，即管制导致的租金）”这个概念本身就反映了对于管制的经济思考在过去一代人中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在三、四十年前，经济学和法学辞典讨论的是一个相反的概念：“源于租金的管制(regulation caused by rents)”。本文将考察租金与管制在经济思考中发生位置互换的原因。 租金 首先，我们必须澄清“租金”这个令人混淆的概念。从根本上讲，至少是在短期内，“租金”就是超过维持某一资源留在现有用途上所必须支付的金额以外的收益（即超过机会成本的收益）。在教科书式的完全竞争中，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因此，根据定义，任何超过成本的价格部分就构成了租金。 混淆源于“租金”被运用于几个经济上截然不同的现象，因此人们会读到“李嘉图租金”、“经济租金”、“企业家租金”、“准租金”和“差异租金”。就分析某些问题而言，所涉及到的租金类型是无关紧要的。唐纳德·麦克洛斯基（Donald McCloskey 1982: 294）曾经写到：“消费者剩余是经济租金，是准租金，是超额利润”。但是，当经济学家在打磨他们对管制的分析时，区分租金的类型和来源就变得重要起来。 租金最初凸现在经济学中是作为自然稀缺性的副产品。在李嘉图的世界中，租金来源于相对固定的土地数量和对土地服务日益增长的（引致）需求：“谷物价格高昂不是因为支付了租金，支付租金倒是因为谷物价格高昂”。然而，到十九世纪晚期，租金的另一种形式也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兴趣：源于垄断（包括卡特尔）的利润。垄断利润（租金）不是由于外生需求的增加和自然投入的稀缺性，而是因为生产者制造的内生稀缺性。通过削减本可以得到的产出量，卖方原则上就可以把价格提高到成本之上并获得租金。至少愿意支付这些被削减产量的成本的消费者，由于其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将遭受到无畏损失。许多人认为，“托拉斯”的出现使卡特尔收益和垄断租金变得司空见惯。例如，马歇尔就写到：“现代贸易的联合和垄断形式变化无常……‘托拉斯’就是其中一例”（1920：395）。 垄断租金与管制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垄断租金来源于自然或人为垄断，二者的区别体现在它们的来源和经济含义上，最终也体现在它们各自引起的管制反应上。 在自然垄断情况下，边际成本在生产的某个阶段或整个过程都外生地递减。这种自然状态允许进行大量生产的企业索取高于其边际成本但低于少量生产的企业所必须收取的价格。某个产业的成本结构甚至表明，这个产业只能容纳一家企业生存。作为一个真正的垄断者，该企业可以索要高于成本但不会导致新进入者的价格，即使用限制进入的定价方法先发制人地阻止新的进入者。较高的价格和削减产量将导致无谓社会损失和生产者租金。 显然，政府管制会减少私人垄断租金。公用事业（如电力、电话）和交通（如铁路）被认为是可以像自然垄断那样获得租金的代表，因此它们被列入首先需要管制的产业之内。通过降低价格（如天然气）或规定比较低的收益率（如电力），管制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消除租金。揭示最优价格和收益率需要有专门的政府机构，因此出现了联邦和州管制委员会。经济学家未必赞成自然垄断的管制，因为即便管制可以降低租金，但垄断的生产效率可能超过它的福利损失。例如，马歇尔就相信，垄断条件下“所涉及的总成本，一般要低于把同样产量分配给相对较小的众多竞争性企业生产所导致的总成本”（1920：401）。 与成本自然下降导致的自然垄断相比，人为垄断是企业在成本不变或甚至上升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独立或与其他企业一起）努力降低产量所致。目的在于垄断的托拉斯固定价格协议和兼并，被认为是典型的创造人为租金的实践活动。直到最近，由这种垄断租金所引起的经济扭曲仍然被看成是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问题。 如果问题是托拉斯，那么解决方法就反托拉斯。与其说反托拉斯象对付自然垄断一样通过政府专门机构对价格或收益率进行管制，倒不如说反托拉斯是通过对不受欢迎的实践活动进行个案（case-by-case）管制得以运行。美国最先颁布反托拉斯法，其他国家也跟着效仿。在反托拉斯法形成之初，美国经济学家并不是反托拉斯的坚决支持者，但后来却变成了狂热的支持者（McChesney, 1995）。 由于自然垄断和人为垄断中企业的租金来源不同，减低企业租金的管制体制也就不同。但是，管制所表明的目的是相同的：降低价格、压缩卖方租金并因此提高买方福利。这就是直到1950年代经济思维的状态。绝大多数管制都是“经济”管制，目的在于降低垄断导致的损失。以环境、安全或其他名义的“社会”管制还尚未展开。 然而，到1950年代后期，降低租金管制的观念似乎出现了争议。对于管制降低租金的传统观念，经济学家一直没有提供经验支持，或许因为这个行业不需要证据。但是，不久后引入的经验研究就对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