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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经致用’’ 汪高鑫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北京100875) 所谓，“通经致用”，顾名思义，是指通晓经术以求致用。这个“经”，是指以“入经”经传为主 要代表的儒家经典；而这个“刖”，其具体内涵即为儒家所说的立德与立功．或者说内圣与外千，前 者主要是指个人的儒家道德修养，后者则是指．}}j经术经1tI=干政。在“通经”与“致川”二者关系中， “通经”是“致川”的前提，而“致用”则是“通经”的目的。在中囤经学发腰殳上。“通经致心” 一直是作为一种中心观念利核心价值被加以标榜和提倡的。 一、内圣与外王：“通经致用力的两条路径 在传统观念中，人们总是将“通经致刚”理解为通晓经术以求事功，似乎只有讲究事功的经学， 才是符合通经致朋的治经宗旨。其实，从中国经学发展史米看，通经致}}{的经世传统，从来就是“沿 着‘内圣’和‘外于’两个方向朝前发展，二千余年，此伏彼起，却不绝如缕。”‘ 早在经学兴起以前的先秦时代。孔子通过辂理和传授“入经”，米阐发典籍的经世人义。而孔子 斤学的治学经世，便明显地具有“内圣”与“外千”两种不同倾向，以颜渊、曾参、子思、需子为 代表，“内圣”色彩更为明显：而以仲弓、子夏、萄子为代表，则是事功色彩更为彰并。也就是说， 先秦儒家的治学，其实就已经表现出了“内圣”与“外千”之两种治学的路径。 汉代经学兴起以J亓，人们通经致_}lj。便是沿着先秦儒家的治学路径，向着“内圣”与“外于” 两个方向发展的。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曾对先秦儒家这种治学路径及其对汉代以后汉学与术 学治经路径的影响作了这样的概括： 孔子之学，有义理，有经世．宋学本于《论语》，而《小戴》之镬大学》．《[中庸》及Ⅸ孟 子势佐之，朱子为之嫡嗣，凡宋明以来之学，皆其所统，宋元明及国朝学案，其众子孙也。 多于义理者也．汉学则本于((春秋》之《公羊》、《谷梁》，而《小戴)》之Ⅸ王制》及(荀子》 辅之，而以董仲舒为《【公羊》嫡嗣，刘向为《谷梁》嫡嗣，凡汉学皆其所统，《史记》、两 汉君臣政议，其支脉也，近于经世者也．2 在此，康有为分析了汉学与宋学的不同学术渊源，并且认为汉学是“近予经世”之学，而宋学则是 “多于义理”之学。我们姑且不论康氏以“经世”与“义理”这两个名词米概述汉学与宋学治学精 义之不同的说法是否妥当，也不论康氏以“义理”与“经世”相对立的观点论说汉宋之学是否准确， 却至少可以说明康氏已经看到了汉以降儒学发展具有“内圣”(即义理)与“外王”(即经世)之不 同取向。 撇开具体学术主张不论，仅就“内圣”、“外王”治经路径而言，自汉代以降，中国古代经学的 通经致f{3，如果按照学派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1)“内圣”学派：宋明理学派和心学派：(2)“外 王”学派：汉代公羊学派——南宋浙东事功学派——明清之际实学派——晚清经世致用学派。3如果 1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2康有为：《康南海文集》，朱振新辑，t海共和编译局1914年舨． 3学者依据经学特点划分经学流派，向来歧见颇多，周予同先生作‘中胃经学史讲义。专设“经学的学派”一章， 指出清代与民国初年就已经有髓派说、三派说、四派说和新兰派说．其中两派说以‘pq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代表， 300 按照经学家来划分，其主要代表人物则有：(1)“内圣”之学：韩愈——周敦颐——二程(颞、颐) ——朱熹、陆九渊——王阳明；(2)“外王”之学：董仲舒——炼亮、叶适——黄宗羲、顾炎武、王 夫之——龚自珍、魏源。 那么，“内圣”与“外王”这两种治经路径究竟是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我们认为，从学术方法 和主张来看，二者确实存在着耽显的不同，“内圣”强调的是一种向内求的功夫，通过研读经书，讲 求心性义理之学，以修身养性静心，剔出私欲杂念，最终成就高尚道德：而“外王”则重视一和向 外求的功夫，强调治经以经世致用为最终目的。但是，作为通经致用的两种路径，。内圣”与“外于” 又绝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 首先，从“通经”而言。无论是“内圣”之学，还是“外千”之学，它们所通之“经”，都是以 儒家“人经”为核心的经r‰都以儒家经一㈣{勺核心范畴“彳．：义”为最高准!I{U，都重视宜扬儒家经．}5 。提倡的纲常伦理道德。也就是说，二者研习的是相同文本的儒家经典，遵循的是儒家共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