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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河湟地区民族贸易与河湟汉族社会 贾伟李臣玲 (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青海大学省情研究中心) 内容摘要：清代是河湟地区民族贸易最为兴盛的时期，河湟地区也是清代民族贸易的枢纽之一。 随着民族贸易而来的是社会文化交流渗透，改变了河湟社会文化的性格。本文着重论述了清代民族 贸易对河湟汉族社会的基本构成形态、城市社会、民风、社会阶层以及社会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影响。 作者简介：贾伟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 李臣玲青海大学省情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三江源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 河湟地区①位于汉藏之间，是农业文明和草原文化的过渡地带，天然的区域位置和人文生态优 势，使得河湟地区成为了民族贸易的枢纽和中心。清代河湟地区的民族贸易兴盛远超前朝，规模大， 范围广，成为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社会和经济行为，随之而来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群在此混居， 文化交流成为常态，这种文化间渗透和交流开始影响着河湟汉族社会的各个层面。对于河湟地区的 民族贸易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研究成果也颇丰，因此，本文不再述略，这里仅探讨民族贸易给河 湟地区汉族社会所带来的影响。 一、多族共聚是河湟汉族社会构成的基本形态 河湟汉族社会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形成了多民族共聚的基本形态。随着民族贸易的深入， 藏、蒙、回、撤拉、东乡等，甚至是许多的西方人都汇集于此，长期居住，从事贸易活动。当时， 西方的探险家和贸易商人的记录留下了这方面的资料。清中后期，古伯察旅行到丹噶尔时，对城里 多民族、部族汇集的场面惊叹不已，称这里“是一座真正的巴别塔”圆(即《圣经》的通天塔)。这 里“聚集了东部西藏人、西番人、红毛儿人、额鲁特人、倮罗人、汉人、青海鞑靼人和古代从突厥 斯坦迁来的穆斯林们的后裔。”@美国人芮哈特于1895—1899年间曾多次前来河湟地区，并在湟中塔 尔寺附近传教，对于当地居民有着详细的描写：“鲁沙尔只有街一道，街之两旁，皆为土建之平顶 房屋。我侪抵鲁沙尔时，其地居民只约千人，主要为回回人与中国人(这里的中国人指的是汉族)， 并有少数之西藏人与蒙古人。各种人大不同之处即为言语，其外面亦有不同之处，使人一望而可分 辨之。蒙古人之貌面宽而平，身着大皮衣，肩上搭烟管，街上行走，其妻随后。西藏人之装束与蒙 古人相似，惟腰带上常挂一刀，为其民族性之标记。中国人更无容叙述其形状，其特征决不能与他 种人误认也。土耳其斯坦之回回人，则可以其高鼻、狭面与特别之胡子分别之。”固大体而言，居民 以汉民为最多，回民次之，杂以土、藏、蒙等族。1908年7月，俄国人柯兹洛夫从内蒙古前来西 宁时，对市内的人群也有认识：“除汉人外，在西宁从事小买卖的还有外来的萨尔特人一喀什噶尔 。河湟地区在地理范畴上是指青海和甘肃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谷地和其支流湟水谷地。具体讲，东临洮河与定西地 区相连，西倚戈尕山、日月山与海南藏族自治州接壤，南面与甘南藏族自治州交接，在地形上是一个完整的地理单 元。从行政区划上来看，它包括甘肃的临夏(河州)回族自治州，青海黄河流域的贵德、尖扎、循化、化隆。湟水 流域有湟源、大通、湟中、西宁、互助、平安、乐都、民和。其中心是河州和西宁。在习惯有“大河湟”和“小河湟” 之分。“大河湟”指的是甘肃中部西南面和青海东南部。“小河湟”甘肃之外的青海部分的河湟地区，特别指的是河湟 地区的农业区。本文以大河湟为研究空间。 o(法)古伯察著，耿异译：《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9页。 @(法)古伯察著，耿异译：《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9页。 回(美)芮哈特(L．C．Rijhunt)著，王绶译：‘与西藏人同居记》，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98页。 人，他们主要是供应绸缎料子，偶尔也做地毯或者向唐古特人兜售别旦式步枪，一支枪竟厚着脸皮 要100、150甚至200卢布。”∞由此可见，在清代河湟汉族社会构成中的民族成分复杂，不是单质 社会，而是具有复合性质，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共聚的多元社会。在河湟汉族社会中各民 族千百年来交错混居，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在政治上互相依存，在文化上互相交流，形成了多元文 化的共享和交错，一直延续至今，未有大的改变。正是这种历史文化血脉的延续，奠定了今天河湟 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生态文化基础。 二、城市贸易兴盛，城镇功能由单一向综合性发展 河湟地区城市社会的民族构成是以汉族为主体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