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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司法能力建设与司法体制改革问题研究(下) 裁判思维三题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吴海星 张海荣 科学的结论离不开科学的方法，即便偶有未借助科学方法而得来的科学结论，那也只 能仰仗歪打正着的理由来释明。因此，对科学方法的探明与把握，才是寻求和获得科学结 论的可靠保证。裁判的世界亦无所例外。 一、依据论 人之所以能在此世界生存，其根本并不在于自然界或先前人类创造并积淀而成的传统 文化的主动滋养。而在于人对自然界及自身历史所造就的文明有着与生俱来的理解和把握 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可能性决定了世界的意义。离开意义的领地，人将不知所来、不知所 在、不知所往，失去理解和把握，人的灵魂将无法得以安顿和自由，世界将以荒谬的面孔 呈现于人类，紧随其后的必将是人的全面彻底绝望和毁灭。所以，当人静下心来审视自己 的时候，不难发现，自己的满足是源于对当下的理解和把握，自己的不安又恰是因为无法 给当下面对的对象赋予意义，人的存在，不是因理解和把握，就是为理解和把握。既如 此，为了人的更好生存与发展，除了每个个体自身的努力外，尚需社会他人的辅助和成 全，当有人是以其所承负的义务来帮助他人获得理解和把握时，必然形成一种责任，或者 说一种将他人所寻求的意义变为现实的使命。而法官，恰是这种责任和使命的典型结果和 承担者之一。 通常，利益的纷争往往引起人们的不安，当他们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将彼此面临的问 题予以解决时，为了走出和摆脱自己所面临的困境，他们不得已来到法官面前，企图通过 对法官的诉求，寻找到一个可以理解和把握彼此冲突矛盾的理由，进而获得安顿和自由。 由于给纷争者以理由是法律预设给法官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这份天生的责任也就天然地 决定了纷争者的困境即法官的困境，纷争者的企图即法官的企图，法官最终所寻求到的理 由将借此获得安顿纷争者和法官的双向功能。相反，当现实中出现理由缺失的裁判时，不 仅纷争者无法获得安顿和自由，恐怕作为裁判制作者的法官亦难以释怀。而当法官总会为 裁判理由的缺失而产生不忍不安的情绪时，寻求和确定理由的欲望，也就自然提升为其所 肩负的神圣使命。 在诉讼中，法官的裁判其实就是一篇篇典型的论文，其主文即论点，其理由即论据 (依据)，法官追寻确定作为裁判论点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探求获得作为裁判依据的过程。 只是对法官来说，仅仅怀有探获裁判依据的使命感、崇高感和激情是不够的，他们尚需熟 知探求、获得和最终确定依据的途径。 依因果关系的法则，依据总是先于结论而存在的，没有依据的结论只能称之为猜想、 第三编裁判方法理论问题697 假设或臆断。裁判活动有其社会特殊性，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它无法容忍最 终确定下来的裁判结论只是一种猜想、假设或臆断，而不是凭着相对充分扎实依据得来的 确定命题，这就是说，为了裁判结论的实在性，法官裁判思维的运作过程不可能脱离因果 法则而存在，其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受制于因果法则。但对该制约的理解又不能失之僵化， 因为作为裁判思维的理性思维亦颇具灵活性，它的活动规律并非总是在法官没有十足依据 之前即不敢下一结论那么简单。事实上，法官裁判思维活动的真实面目往往是在初步掌握 一定依据的基础上确定一个结论，即观其大略；然后又以该结论为出发点去寻求支撑它的 更为充分的依据，即务于精纯。如果把从依据到结论，然后又从结论到依据比作一个回 合，那么通常情形下，法官裁判中的正确结论和确定充分的依据皆非一个回合所能实现， 而是需经多个回合的反复修正才能得以确立。 裁判思维中依据与结论的因果辩证关系一经被发现，法官把握依据的途径就明朗起 来。开始，在庭审中，法官并不用主动去寻求依据，而只需静静等待依据的到来。这是为 裁判活动本身的消极性和被动性所决定的。诉讼发生后，纷争者在将法官笼罩在自己所陷 困境与不安中的同时，一般都会千方百计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向法官提供摆脱这种困境和 不安的方案和出路，企图影响法官，以使自己的结论转变为法官的结论。这些所谓的方案 和出路不是别的，正是可能成为法官裁判结论的依据。面对纷争者主动呈现依据之时，法 官固然应持续坚守在展示裁判依据方面的消极被动性，但同时还需注意避免对此种主观状 态的绝对扩大化，防止在对这些依据的倾听和理解上缺乏积极的心态。法官既要敞开心灵 去认真倾听纷争者的陈述、举证、质证和辩论，又应做到在此基础上及时依法发出引导纷 争者充分正当行使诉辩争斗权利的